编辑：时光 袁榭
从2020 年 3 月起，当新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事件时，相关研究人员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但，许多研究人员也成为新的极端骚扰、恐吓和威胁的目标。
最近，Science邀请9585名新冠研究人员填写一份关于他们经历的在线调查，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恐吓的程度、影响以及科学家应对恐吓的方式。
论文地址：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overwhelmed-hate-covid-19-scientists-face-avalanche-abuse-survey-shows
Science此项调查共收到了510人回复，38%的研究人员称受到过骚扰，公开表态的研究人员受到骚扰更多，研究人员身份的公开性与骚扰数量呈正比等等。
接受调查的新冠研究人员中，38%的人表示，受到过来自新冠研究的骚扰。
其中，最常见骚扰类型是人格侮辱（118人）、对专业能力的攻击（95人）、以及对不诚实或腐败的指控（74人）。
接受调查的新冠研究人员中，52.8%的人表示，此前从来没有遭到过骚扰，17.9%的人表示，此前的骚扰要少得多，可以说，这超过71%的人在新冠研究中加剧了骚扰。
新冠疫情让研究人员进入大众视野，也由此进入公共领域，自2020年以来，失望和仇恨的情绪以更多的数量、更极端的内容倾泻而出。
调查显示，公开支持激烈辩论的科学家受到了更多骚扰，立场本身可能会导致骚扰，或者杰出的科学家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骚扰。
不使用伊维菌素治疗、很可能是病毒的天然来源、疫苗许可授权等这些争议，研究人员的表态引来了最多的骚扰。
Point4：研究人员身份的公开性与骚扰数量呈正比
研究人员受的关注度越高，受到的骚扰量也越大，对研究人员的关注往往来自社交媒体、新闻报道以及他们的政策顾问身份。
任何类型的研究人员都可能被骚扰，研究称，与研究人员的性别、年龄、肤色类型无相关性，但是攻击者很可能会利用一些「武器」，包括个人特征和群体身份，这些都是有效的攻击载体。
被骚扰的研究人员称，他们的职业和私人生活都受到了一系列影响，包括工作场所的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
骚扰给研究人员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导致焦虑、声誉担忧、研究减少等情况出现。
在针对「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骚扰和/或恐吓？」这一具体问题的调查中，受访研究人员采取：在社交媒体上屏蔽他人、删除账号、拒绝公开宣传等自我保护措施，以避免骚扰和抵制骚扰。
在这些措施中，「在社交媒体上屏蔽或沉默」是最便捷的自我保护方式，41.5%（81/195）的人使用了该方法。
另外，37%的人选择「停止网络阅读」，其它「拒绝一些宣传的机会」、「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通过电子邮件屏蔽或过滤个人」将近30%的人这样做。
上述调查结果与其它报告大体一致。此前，2021年10月《Nature》调查321名新冠研究人员， 81% 的人称至少受到一次人身攻击，同样，今年3月的《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研究发现，美国地方卫生部门 57% 的人有被骚扰经历。
关于新冠病毒的网络传播研究，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网络攻击背后的原因。
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传媒研究者Alice Marwick认为，新冠研究者正在经历的是一群共享社交媒体网络的人的「联网式骚扰」。
「他们的攻击通常没有刻意协调，发起者大都独立行事，但攻击的观点与方式不约而同。」Alice说，认为骚扰目标违反道德规范是「联网式骚扰」背后的真正驱动力。
就新冠肺炎而言，攻击者的一个重要道德规范是——坚信「大型制药公司是邪恶的」！
因此，攻击者认为，宣传疫苗接种的研究人员一定是隐瞒了利益冲突。
Alice称，这种信念「让人们觉得他们有道德制高点，从而有愤怒的大义名分」。
另外，有些骚扰者的行为出于经济动机，公开骚扰研究者可以扩大他们自身的影响力，然后转化成捐款、书籍和周边产品的销量，以此获得更多收入。
当然，我们承认，社交媒体也给新冠研究带来了很大助益。
2020年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冠状病毒大流行为全球紧急情况的大约两个月前，病毒学家Benhur Lee的智能手机上出现了一条推文。它链接到一个网站：virological.org，在那里科学家们刚刚发布了SARS-CoV-2的基因序列。
供职于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Lee迅速向他的粉丝们分享了这条推文，同时还有「我们来了」的字样和一个飞机起飞的动画。
几天之内，制药公司Moderna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宣布了开发仅仅10个月后就被证明是有效的疫苗的计划，其基础是编码病毒的棘突蛋白的序列。
在更早的时时候，这种有用的DNA数据可能需要几天或更长时间才能通过期刊的目录提醒到达感兴趣的科学家手中。
但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使Lee这样的用户能够在数小时内传播SARS-CoV-2的序列，引发了全球对话，并加速了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努力。
根据「期刊文章研究所」（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推特平台发布了大部分提及COVID-19 文献的帖子：截至 2021 年 5 月，大约 51% 的关于流行病研究的期刊文章被至少一条推文提及。
这超过了学术文章在其他所有平台被提到或引用的数量（包括传统媒体报道、Facebook、YouTube、维基百科、博客和政策文件）。这远高于新冠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当时任何科学主题的论文中只有10%到30%的论文在推特上被提及。
推特、新闻报道、与论文引用中提到相关研究的活跃度与速度
圣安德鲁斯大学的Muge Cevik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她关于结核病和艾滋病毒的推文只吸引了大约2000名粉丝。现在，她拥有超过170,000名粉丝，其中包括英国议会议员、科学家和记者。
她说自己「从没想过我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但她意识到「特权……带来了很多责任」，包括交流的尊严、和「区分观点与硬数据」的态度。
Cevik的发推方式，是用让研究人员和普通公众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来综合几篇科学论文的发现。
例如2020年，Cevik发布了一条关于通风不良的房间如何增加传播大流行性冠状病毒的风险的帖子，呼吁强调推动英国政府暂停多种聚会的研究。
Cevik说，「我主要希望人们明白，正在做出的 [公共卫生] 决定是有科学依据的。公开的数据太多了，我想没有人能够关注全部。」
事实证明，Cevik的方法很受欢迎：其他推特用户已转发了她200多篇关于COVID-19研究论文的帖子至少12,000次，使她的推特帐户在相关比较上排名前50 。
对于Cevik来说，Twitter上发帖已经得到了回报。她将关于通风不良的话题扩展为发表在《临床传染病》期刊上的一篇论文。
她的帖子也被哈佛大学的Marc Lipsitch转发，后者随后邀请她合作，最后产出三篇关于COVID-19的合著论文。Cevik说这种伙伴关系「在社交媒体流行之前永远不会发生」，她还成为了苏格兰首席医疗官的流行病顾问。
Cevik说，她致力于阐明科学家在COVID-19研究中有哪些未知的盲点、并诚实回答读者的问题，如此来建立信任。她说「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分享已知事实来真正处理虚假信息。」
尽管有这种正面典型，还是有包括一些科学家在内的推特用户通过链接到草率完成、设计有问题或未经同行评议就在线发表的研究，扩散了虚假信息。
比如迪迪埃·拉乌尔（Didier Raoult）是马赛地中海感染医院研究所备受争议的法国微生物学家。他撰写了大量推文，敦促使用羟氯喹治疗COVID-19。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该药物有效.
一些科学家多次在推特上挑战此类观点，以实时遏制错误信息的病毒式传播。一些人称之为「推特同行评审」。
流行病学博士候选人Gideon Meyerowitz-Katz说：「显然，新冠大流行对等待来说太过漫长」。他在推特上迅速挑战了缺乏证据支持的科学主张。
例如，在2021年3月，Meyerowitz-Katz使用他的「医疗宅」推特帐户对一篇论文提出质疑，该论文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封锁可以减少 COVID-19 死亡人数，此结论与其他科学证据相矛盾。
在论文发表仅3天后，Meyerowitz-Katz在推特的一篇长帖中， 对此论文的数学假设提出了质疑。不久之后，刊发此论文的刊物邀请他提交评论以供发表。9个月后，该刊物发表Katz评论，在此一周后，它撤回了有争议的研究论文。
Meyerowitz-Katz说，他的推特账户数据表明，他的推特帖子立即可供成千上万的读者阅读，比后来期刊载文的读者要多得多。
即使社交媒体指标不能取代期刊引用和同行评议来衡量学术质量，社交媒体的热度也可以作为补充，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公众如何看待、忽视或误解他们的工作。
2010年，Facebook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表示:「当你让每个人拥有发声的机会与权能时，此机制通常会取得非常好的结果。」
12年后，真实世界完全并非如此，社交网络给新冠研究带来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不实消息。
参考资料：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q1536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overwhelmed-hate-covid-19-scientists-face-avalanche-abuse-survey-shows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twitter-transformed-science-communication-pandemic-will-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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