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 | 点我，赐予你单身的力量

2018 年 11 月 9 日 商业周刊中文版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作者特雷斯特聚焦这一群体，从近百个原始访谈中选取了约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当中有叱咤职场的女强人，有兼两份零工的单亲妈妈，有敢爱敢恨的女大学生。尽管她们的肤色、族裔多样，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但这些单身女性积极争取自身权益（选举权、堕胎权益），影响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是时候开启一个“单身时代”了。

单身并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发明”。特雷斯特将单身女性纳入美国近代史的脉络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们投身医疗救护、工业生产，女权运动浪潮中她们积极争取投票权、堕胎权益。长久以来，单身女性的故事就是这个国家的故事。

为什么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会有大量女性之间缔结伴侣关系的现象？现代女性为何选择情爱上的“小打小闹”，而拖延/拒绝进入婚姻？单身女性又要在何时生育、如何生育？她们的快乐烦恼，她们的生活经历，都在这本书里。

以下内容摘编自《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参与文末留言分享活动，就有机会把这本书收入囊中哦！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

作者：丽贝卡·特雷斯特

出版时间：2018年5月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59.00元

嫁给工作

我们经常用一个短语来形容某类特定的职业男性：他“娶了他的工作” 。这个短语稍稍带一些评判的意味：即这个男人很忠诚，很勤奋，是一个工作狂。渐渐地，这个短语，或者说它所传达的意思，开始用在女性的身上，但是从来不会带有感情色彩。

已婚妈妈埃莉诺· 米尔斯（Eleanor Mills）曾在2010 年写过一本书，名叫《伦敦时代》（The Times of London），其中她是这样描写她那些追求事业的未婚朋友们的：“当她们望向贫瘠的未来……这些有着光鲜工作、多次使用护照、过着灯红酒绿的社交生活的单身女人们，是多么希望曾经的自己能够分点精力给更平凡的生活，她们后悔自己没有组建家庭。”米尔斯还写道，许多心怀大志的伙伴们都意识到“太晚了……没有工作会回报给你爱”，而且她还非常毒舌地添了上了一句，“看看坟墓，里面全都是身居高位的管理者”。

先不说坟墓里面还躺着那么多的妻子和母亲，米尔斯还说错了一点：那就是工作非常有可能会回报给你爱。它会给你物质支撑，赋予你坚持的力量，振奋你的精神，活跃你的思维，就像一段最美好的爱情所能提供给你的那样；而且相比于一个不怎么样的情侣，工作也许更能帮助到你，在工作中，还能找到承诺、依恋、化学反应和心灵沟通。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都承认，工作对她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她们能感受到事业理想的热情以及成功时的激动心情。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这样的情形都已经屡见不鲜了，比如，2009 年上映的电影《朱莉与朱莉娅》（Julie & Julia）就是一曲歌颂事业热情的赞歌。它讲述了生活在20 世纪50 年代的巴黎厨师朱莉娅· 柴尔德和生活在21 世纪的纽约博客写手朱莉· 鲍威尔两个人的故事，这两位女性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们渴望爱情，但更向往自己在意的工作，而且她们非常想要获得他人的认可，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丰厚的薪酬。这部电影是写给女性事业心的一封情书。

电影《朱莉与朱莉娅》剧照

在2013 年的《纽约客》杂志网站上，萨沙· 魏斯（Sasha Weiss）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克里斯汀· 韦格（Kreisten Wiig）告别《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舞台的故事。克里斯汀· 韦格是名喜剧演员，她在《周六夜现场》节目里当情景喜剧的临时演员已有七年之久。由于担任了电影《最爆伴娘团》的编剧和主演，突然爆红的她决定离开《周六夜现场》节目，转而投身好莱坞。在最后一期的讽刺短剧中，米克· 贾格尔（Mick Jagger）—他曾开玩笑地说韦格是要离开去做尼姑—导演了一个高中毕业典礼的情景剧，在这出喜剧里，只有韦格一个人真正毕业了。当她在台上领取她的毕业证书时，她丢掉了她的学士帽和学士服，展露出她那米白色的连衣裙；她开始跳舞，带着泪水微笑着翩翩起舞，而其他演员也在滚石乐队的一曲《她是一道彩虹》（She’ A Rainbow）中与她共舞。

“毕业典礼化身成了婚礼，”才思敏捷的魏斯写道，“但是韦格此刻看起来却非常满足于和她的事业结婚，尽管她总是扮演一些对单身感到焦虑的女性形象。”无可辩驳，这是一个宣泄情感的、值得庆贺的时刻，就像魏斯所描述的“释怀”了一样，虽然“这对改变美国女性的薪资现状—平均来讲，男性每赚1 美元时女性只能赚77 美分—并不能起什么作用”，但却还是激动人心和光芒万丈。“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奔放不羁的、勇于表现自己的、英气雄发的女演员如此公然地庆贺她的事业成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魏斯写道，尤其是看到为她唱情歌的男人是贾格尔时，“这位代表男性性自由的人物，似乎再也没有贬低韦格的意思了，而是把她视作一个平等的同辈”。

但这个美好的场景，也并非充满了百分之百的欢乐：在韦格的脸上，离开这个舞台的心碎与忧伤表露无遗，同时她还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瞥，似乎在告诉我们，能够去一个固定的地点上班、和同事们一起合作、在工作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克里斯汀· 韦格

在我刚开始步入记者行业的时候，我学会了写作的技巧，也深受一些前辈的指导，但是我赚的钱不多，工作表现也并不出彩，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份工作，以期谋求一个更高的职位。辞职后，我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的假。而让我感到惊讶和惶恐的是，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坐在公寓的扶手椅上，默默哭泣。我没有被工作抛弃；相反，是我抛弃了工作。然而，我却难过得哭了出来，我想念我办公室的椅子，想念我杂乱不堪的书桌，想念我那些同事们，他们现在肯定正在吃午饭并且愉快地聊天，然而我却再也无法加入其中。我哭，是因为我无法在那漂亮的粉色报纸上看到我的署名了，不仅仅是那个星期……是永远地看不到了。

我的下一份工作的确让我称心如意。然而，在很多年后，我原来工作的那家旧报社搬离了原先的大楼，这让我回想起我年轻时在那里做记者的岁月，于是我晚上经常会做一连串关于这座旧大楼的梦，然后在早晨浑身打颤、满含悲伤地醒来。我放任自己宿醉了一晚，随着醉后的混沌，那种第一次与工作产生的亲密感情，永远消失在了我的生命中。

1861 年，迫于南北战争，萨利·霍莉（Sallie Holley）不得不停止了反农奴制的学术运动。后来霍莉生病卧床，用在她身上的水疗法还使她肺部麻痹。护士克拉拉· 巴顿在结束了她在内战中的工作后，不仅失声，还深受疾病的困扰。但后来，在普法战争期间，她又重新回到战场工作，然而当战争在1872 年结束的时候，她又失去了视力。再后来，她与丹维尔· 萨尼特瑞（Danville Sanitarium）结为夫妻，就这样过了十年。直到她开始组建美国红十字会时，她的健康状况才开始逐渐好转。

从波士顿搬回纽约后，我的朋友萨拉重新开始工作，但是过了几年后，她便辞去了那份劳时费力的工作。她说：“辞职很痛苦，因为我非常热爱而且很在意它。但这就像是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我必须承认，是时候该向前迈进了……但是，天啊，很久一段时间我都在为它伤心”。萨拉把她的工作形容为“从31 岁到36 岁间的一段很有负重感的恋爱”，但是她又停顿了一下，事实上，她想到了在那些年里，她曾与一个男人谈过的一场恋爱，那个男人很风趣，也很体贴，但最终证明他不太可靠。“这说来也许很可笑，当我选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正在为这个工作拼了命似的辛苦卖力，而且我还对这份工作怀有极大热忱，”她鼓起勇气继续说，“工作是我的热情所在。”而她那个（幽默但是不适合她的）情侣是排在第二位的。

2005 年，布兰迪斯大学的前教授，同时也是律师的琳达· 赫什曼（Linda Hirshman）在《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她强调说，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因为要照顾孩子而离开了工作岗位，也因此开始依赖她们的丈夫。“钱，”赫什曼写道，“通常伴随着权力而来，还会让有钱的人变得更有权，在家庭里也是一样。”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赫什曼指出，女性在家庭里做的那些“重复的、远离社会的体力劳动……阻碍了人类走向繁荣，而家庭之外的市场经济和政府机构，相比之下则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

保守派专栏作家大卫· 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上对赫什曼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写道，“如果赫什曼认为那些高薪的职位可以帮助人类走向繁荣的话，那我很愿意邀请她花一天的时间来做一家大型法律公司的合伙人”。（很显然，布鲁克斯并没有意识到赫什曼曾在多家大型法律公司工作数十年，同时她还曾两次在高级法院的法庭上与对方律师进行辩论。）布鲁克斯还说，虽然“家庭生活也许提供不了赫什曼所向往的那种残酷的、强势的权力……但它依然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且“男性的兴趣本来就偏向于那些国家大事和抽象的条文法规，女性则对人与人的关系更感兴趣……她们的权力在厨房里”。布鲁克斯口中“权力”这个字眼，不仅迫使无数母亲和祖母都依赖她们的丈夫，而且还剥夺了她们相关的经验与技能，让她们无法独立生活。几年以后，布鲁克斯又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他在其中声称“通过结婚获得的精神财富，和一年赚十多万美元的感觉相当”。

说来有趣，当萨拉最终离开波士顿——就是她本来很有可能结婚的地方——搬回纽约后，她开始重新把人生的重点放在事业上面，并且从工作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极大热忱。这个选择，对她而言，不仅可以让她每年收获十几万美元的薪酬，还让她获得了心灵上的财富，她再也不用在一段不幸福的感情里挣扎了。

赚钱，花钱

2013 年，当调查员米歇尔· 施密特（Michelle Schmitt）为她的公司“Maneto Mapping & Analysis”收集数据时，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数字，让她很是震惊。她注意到，在费城的女性人口中，那些被划分为中等收入（即收入在整个城市收入中值的60% 到200% 之间，换算成当时的金额是4.1 万美元到12.3 万美元之间）的女性群体，其中有48% 的人都从未结过婚，这个比例高于70 年代早期的40%。

施密特发现，不管是那些特别贫穷的女性，还是那些条件极为优越的女性，不婚或者晚婚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行为模式了。通过她的分析，结果显示，在70 年代早期，高收入女性群体中从未结过婚的人数比例是22%，然而到了2009 年至2011 年，这个数字已经一跃上升到了40% ；同一时期，低收入女性群体中从未结过婚的人数比例也从49% 提高到了61%。她还发现，这种上涨，同样也适用于那些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女性。“这些数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无论她们的收入级别是怎样的，单身已然成为各个女性群体的共同选择，”施密特说。

对于那些在人生早年阶段保持单身的女性来说，尤其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她们单身的原因大都是想要多赚钱。一项发表于2013 年的，名为“结婚了吗”（Knot Yet）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上过大学的女性群体里，一直等到30 多岁再结婚的女性比那些在20 多岁就结婚了的女性，每年能多赚1.8 万美元。25 而在没有大学文凭的女性中，拖到30 多岁再结婚的人在工资水平上也有明显的优势，虽然她们平均每年只能多赚四千美元。

另外还有一项更有力的证据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卫· 布鲁克斯（还有他的保守派同盟、《纽约时报》的评论家罗斯· 多赛特，她曾为女性“不再愿意抚养子女”的趋势扼腕叹息）这些人坚持认为女性的权力是在厨房里。“结婚了吗”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结婚的早晚与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与女性完全相反的。26 不论受过大学教育与否，男性结婚越早，挣的钱就越多。因此传统的婚姻模式总是对男性有利，婚姻让他们掌握了家庭中的经济主导权，还让女性依附于他们。

除此之外，男性赚得多，并不仅仅是结婚早的缘故，还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能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美国历史学会曾在2010 年做过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一个已婚的女性历史学家要花7.8 年才能获得终身教职，相比之下，单身女性需花6.7 年。男性则是完全反过来的：成为正教授，未婚男性要花6.4 年，相比之下，已婚男性只要花5.9 年。27 对于男性而言，婚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妻子在背后帮忙打理家庭琐事）促进了他们的事业成功。而对于女性而言，没有了婚姻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责任的阻碍，她们才能在事业路途上飞驰。

更让人感到愤怒的是，生孩子这件事能够提高男性的职业地位，但对于女性而言则是个扯后腿的事。社会学家米切尔· 布迪格（Michelle Budig）以多对父母为样本，对不同性别间的工资水平差异做了多年的研究，在分析了1979 年至2006 年间的数据之后，在2014年发布了研究结果。据他观察，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他们的工资平均上涨了六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她们的工资会下降4%。那些职位较高的女性——还有那些等事业基础打好之后再结婚的晚婚女性——她们的工资与男性工资之间的差距明显要小。但是在2014 年，还有一项专门针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这些毕业生们大多踌躇满志）做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是那些高薪酬的、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嫁为人妇之后，她们也不能完全实现她们理想的职业目标或者预期的薪酬。因为这些女性，尽管她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也有比较强的事业心，她们还是会先迁就丈夫的事业。在那些X 一代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当然，其中还有3% 的毕业生是出生于婴儿潮时代的女性）中，只有7% 的人说她们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优先于丈夫的事业。超过60% 的男性说他们希望自己的事业是家庭的中心。另外，在X 一代和婴儿潮时代的男性中，86% 的人表示照料孩子的工作基本由他们的妻子担任。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商榷。比如，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不管是以员工还是以老板的身份，她们都在慢慢地向领导层攀爬——是否极大地撼动了根深蒂固的男女工作模式，她们的出现是否让事业大门向更多的女性敞开，还是——像怀疑论者宣称的那样——仅仅只有那些冲破了困难、开辟出一方天地的独立女性才能从中获益。琳达· 赫什曼在《步入工作》（Get to Work）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那么世界上的很多职业——包括艺术领域、商业领域、法律领域——都将变得贫瘠不堪。

但是受这些职业女性影响的，并不只有她们的同事和客户，还有她们的丈夫。2013 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那些妻子没有工作的男性对待女同事的态度可能会偏冷淡。

事实上，女性越不工作，人们关于性别分工的观点就越牢固，进而就更促使男性把他们的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面。个人选择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个体或者家庭生活，波及整个大环境。

曾有一项研究的结果表明，2008 年，城市中22 岁至30 岁之间、未婚无子的女性，其薪水比同等条件的男性高出8%。当然，这个数据的取样范围很小，里面也有可疑的成分。其他一些调查也揭示了相似的结果：全国范围来讲，男性每赚1 美元，未婚无子的女性能赚96 美分，几乎与男性持平；而已婚妈妈们只能挣76 美分。晚婚已经成为女性获得金钱、力求与男性保持同等地位的一项策略。这些单身女性，她们通过工作创造真正的财富，这在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当然，她们也在消费。

根据劳工统计局2012 年发布的数据，单身者们每年消费的金额超过了两万亿美元。33《今日美国》（USA Today）也在同一年报道称，到2014 年时，女性购买物品的总金额将到达十五万亿美元。2012 年，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NBC Universal）综合媒体所发布的《曲线型报告》显示，单身无子而且独居的、年龄超过27 岁的女性，相较其他女性，在外出就餐、交付房租或者抵押贷款、家装、娱乐消遣以及穿衣等方面的人均花费都要更高：年均食品消费为五百亿美元，娱乐消费为二百二十亿美元，汽车消费为一百八十亿美元。

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2013 年的11 月11 日，也就是中国单身者们约定俗成的光棍节，迅速地演变成了一场购物盛宴。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这一天的网络销售成交总金额高达57.5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2012 年美国“网购星期一”那天的总金额。

当然，我们无法获知在所有的单身消费者里，到底有多少女性，但是根据阿里巴巴的统计，在这一天的前十二个小时里，就已经卖出了差不多两百万件胸罩。

1974 年，《平等信用机会法》的实施，为那些有意愿的借款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她们不再因为性别和婚姻状况而遭受抵押放贷者的歧视。到了80 年代早期，所有的购房者中，已经有10% 的人是单身女性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比例几乎在成倍增长，到了2006 年，也就是次贷危机前夕，单身女性购房者的人数比例已经高达22%，2014 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大约16%。与此同时，未婚男性购房者的人数比例一直都很稳定，2014 年的时候，他们大约占据了市场的8%。37 单身女性为自己购房的现象也比单身男性更为常见。根据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数字，2010 年单身女性购房者的中值年龄是41 岁，其收入中值为五万美元。

单身女性正行使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力，这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它影响了未来的婚姻制度，使那些已经挣了钱、可以养活自己的女性，不太可能再因为家庭而放弃工作；而夫妻之间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财产分离的方式。受到影响的还有广告商们，他们不断给单身女性发送商品信息、推销产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单身女性不像已婚女性那样把钱花在家庭的其他成员身上，她们会把钱更多地花在自己身上。

但是在从晚婚到积累财富的这条路上，还躺着一块极为讽刺的绊脚石。

来自华盛顿的小说家艾略特在她31 岁那年，一共参加了八场婚礼。长途旅行、结婚礼物、新娘服装、送礼会以及单身派对都花去了她不少钱。“可供我自己支配的工资收入，全都贡献给了别人的婚礼，”她说，“我记得我有次对我的朋友们说，‘当我的书出版以后，你们可以买我的书当作偿还。’”到了她40 岁的时候，她说，她的钱又要花在各种宝宝派对上了。

随着女性薪水的增长和结婚年龄的延后，传统的结婚典礼在婚庆业的带动下，已经转变成了一项女性买给自己的奢侈品。依靠那些有一定积蓄的晚婚情侣们的金钱投入，所谓的婚庆公司业务迅速膨胀起来，平均一场婚礼的开销将近三万美金（仅仅针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如果连这都不算铺张浪费的话，那还真是荒诞可笑。单身女性为她们的朋友结婚所付的份子钱，也是她们许多人的噩梦。

作家多黛· 斯图尔特告诉我：“对于结婚典礼等各种庆祝活动的愤恨，是导致几个单身的女性朋友友谊出现裂痕的原因；而这与她们的单身生活绝无关系”。多黛回忆起一件事情，在为她的朋友举办了一次单身旅行、又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之后，她终于忍无可忍。“我退出，”她说，“不是从我们的友谊中退出，而是从她的送礼会中退出。我宁愿把这些钱花在我自己身上。这些女性现在过上了有双份收入的家庭生活，为什么还要我给她们买礼物？怎么就没有单身女子的送礼会呢？”

事实上，单身女子派对也并不稀奇。一些高收入的单身女性通过举办40 岁的生日派对—40 岁，本应该是调整生物钟、回归正常作息的标志，是人们常说的青春消亡的转折点，是人们踏进中年（而不再是成年）的入口—来向她们过去的岁月致敬，并期待美好的未来。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们举办结婚庆典的原因。

凯特· 波利克—2015 年出版的书《老姑娘》的作者——曾和一个（已婚的）闺蜜一同举办了一场奢华的40 岁生日派对，她们俩都把这个派对形容为“柏拉图式的女同性恋生日婚礼”。波利克曾在《世界时装之苑》（Elle）上发表过一篇记述这场派对的文章，其中她写道，“对我而言，这个派对真的就像我的婚礼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完全因为我自己，邀请我的家人和朋友过来参加聚会，更不用说他们为参加我的派对而花的钱了……但是，他们不用再为新娘送礼会、单身告别派对、招待酒会、一天以后的早午餐、还有礼物破费。而且如果这场婚礼非常顺利地进行了下去，而不是像近半数的婚礼那样走向离异，那亲朋好友们又将奉上额外的红包。我可以向我的客人们做出这样的承诺：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都会一直陪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