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只要能发论文，会不会讲课都行啊？
▲ 漫画:曹一
前不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涉学术不端、教学敷衍等问题，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
近年来多起抄袭、撤稿乃至师德沦丧的事件，背后都有典型的“四唯”问题。
在相关讨论中，不少青年教师说出了自己关于学术与科研的困惑：不刷论文指标，收入降低、考核难以应付；不认真上课，会招致学生吐槽、举报；兼顾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几乎是奢望……
近期，多部委启动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专项行动。业内人士认为，唯有破立并举，才能让高校评价体系回归正途，回归教育本质。
记者采访了从985、211高校到民办三本的数十位高校青年教师，既有刚刚入职的“嫩青椒”，也有刚刚评上副教授、教授的学术新星。总结他们的生存状态，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大派——论文派，致力于用论文铺平自己的晋级路。
武汉某211高校体育学院27岁的教师田耘(化名)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作为刚留校任教的一名“嫩青椒”，他教的是游泳与人体运动健康课程，但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教研任务。
“年终就要考评，我天天愁得头发都要抓掉了。”田耘说，以自己学术水平、相关资源，根本无法完成一年两篇C刊论文的任务，“但真的没其他办法，评职称必须得靠论文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发不出C刊就没有未来。”
河海大学一位刚刚入职的“海归”告诉记者，他入校时和学校签了协议合同，必须在入校6年内申请到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并且评估中要得到“优秀”才能留下来继续参评职称，否则这几年就等于白干。“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其实很难申请到。青年教师没什么资源，你想搞创新，搞一个国外前沿的东西，他说你没有前期成果；搞国内选题，又很容易同质化，评审获得‘优秀’就会相当难。”
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海归”副教授表示，大家有种共识——在国内一年没发论文等于一年啥都没干。“新教师5年或者6年非升(晋升职称)即走的压力很大，大家都是有点东西赶紧写了发掉，哪怕没有实质进展，也只能硬写。”他无奈地说。
随着学校对青年教师科研指标越定越高，记者采访的多数“青椒”都表示自己只能努力朝“论文派”方向发展，即使当下很难完成要求，也只能“一边抓着头发，一边硬着头皮去码字。”
第二派——“既要又要”兼顾派，努力在科研重压下平衡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
南京一所民办三本学校的教师马康(化名)说，民办高校与公办的985、211相比科研压力要小得多。所以，他能花更多心思在课堂上，有更多精力备课，也能多想一些新鲜的教学方式。
“能做到这样完全是因为学校对发论文没有负向考核。”马康说，不仅如此，发了C刊论文后学校会给予数额不等的奖金，甚至能报销版面费。
而在公办的985、211高校，不仅对刊物发表的要求更高，并且普遍存在负向考核。这意味着，如果未能完成指标，考评、奖金都会受“牵连”。
苏州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陈强(化名)表示，将论文作为大学对教师职称评定的标准之一，本意是要鞭策教师积极奋进多做科研，但随着大学越来越机械地追求“科研GDP”，论文这个评价指标发生异化，反而成了滞缓科研和教学探索的障碍。
南京大学一位名叫张云开(化名)的同学反映，梁莹就曾表达出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评上教授了)，没什么好怕的了。”多位青年教师反映，身边的同事评上教授职称后多年不写一篇论文的情况并不鲜见。
在中国，学术评价依靠SCI，然而很多国外学者对SCI并不认可。上海某大学商学院教授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大部分高校关注高水平论文、国家基金等，老师在高压下只能有所取舍。他在今年上半年评上教授，终于可以松口气下企业调研做一些产学研转化等一直想做的事了。
第三派——教学派，顶着压力操心学生。
江苏某高校的一名30岁的青年教师王飞(化名)表示，当时进入校园时也是抱着教书育人的理想，可终究扭不过现实。“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一旦操心班里的学生，真的就很难再顾及科研。”
王飞说，他入校时就和学校签了合同，6年时间内必须完成科研指标，论文发不出来就得出局。一边是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一边则是跟自己能否保住饭碗直接相关的指标与要求。“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作为同事的老师是缺席的，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缺席的。很多受到学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师，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梁莹事件虽尚未尘埃落定，但其折射的“高等教育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值得继续讨论。
韩愈的《师说》曰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老师，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识，解决疑惑的人。老师的职责与“教”“授”“答”有关，但放眼当下，高校“师者”却出现了另一副面孔。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国内多所高校的学生梳理后发现，不重视教学的老师在课堂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o 堂堂课都是“注水猪肉”。
杭州一大学的毕业生朱珠(化名)，回忆大学期间选修的一门电视剧赏析类课程时说，一学期老师放了好几部国内外影视剧作品，但都是只赏不析，最后交一篇论文了事。泰州学院一位学生则告诉记者，他们的钢琴专业课老师迟到是家常便饭，40分钟的课几乎要迟到半小时。
o“翻转课堂”，美其名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
上海某大学学生李延(化名)在校期间上过一门课，一学期一共18节，老师将班上32人分为16组，每组负责一堂课的内容；一头一尾两次课，一次由老师解释这门课的上法，一次则为期末考试。该课程老师从不点评，学生上完课，老师拎包就走。
o 借课堂之便行利己之事。
南京某大学毕业生章韵(化名)告诉记者，曾有老师将自己的课题项目化为学生的课堂作业来写，完成后整理一下就当作自己的项目成果。“老师会说这个作业和课堂有多么多么大的关联，实际上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学术训练，知识、方法、技能上都没有提升。”
扬州大学一位副教授说，20多年前自己刚当老师，学校会每周三组织一次教研活动，大家商讨课程内容，集体备课。“如今这种活动早就没有了。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上，因为他只会读PPT。”
如今，“PPT老师”在高校确实不少见。南京某大学学生张幼之(化名)保送读研后，研究生期间上的一门课与本科期间课名相同，只多加“研究”二字。不仅如此，同一位授课老师用着同一份PPT，3年过去连数字都没有更新。
有网友总结，下课比谁走得都慢的是高中老师，下课比谁跑得都快的是大学老师。一定程度上，正是有了部分专心培养自己、敷衍学生的老师，也才有了一些吊儿郎当的学生。
“好多大学老师行踪都是谜。”师范专业学生徐静好(化名)正处在完成毕业论文的阶段，她说部分老师在学生论文上有“三不”:不催、不帮、找不到。“好不容易‘抓’到老师人了，就简单说两句:你这题目太大了。我自己知道题目大，需要具体意见，才去找老师的啊。”徐静好说，特别期望能有更多对学生负责的老师。
是什么让“上课还是写论文”成为两难?记者采访了解到，一方面“学术GDP”压力层层传导，学校奖惩手段花样百出；另一方面，学制设计偏教学与教师考核重研究存在冲突，导致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成风。
一是评价体系的功利。
“大到一个学校能获得多少财政投入，一个学院在各个层面能得到多少支持，小到一个学者能不能评上职称、获得多少科研经费，都与发表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相关，身在其中很难不被裹挟。”
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举例说，填写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表，不是SCI(科学引文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无法录入；不是青年长江人才计划，无法录入；不是教育部这个奖那个奖，不算成果……
所以，当类似梁莹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刷掉半个系的学术指标”的人出现，即便她的论文比较水，也不妨碍被计入学术成果。对此，校方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说，大部分的高校以“帽子”为引进人才条件的依据，并以大额的资金以及配套的资源奖励来激励学者发论文，根源在于考核指挥棒。“
但人文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老一代积累了一批成果，新一代在老一代的基础上通过刻苦研究取得新的成就。主管部门注重推动老中青的代际接力，将资源相对平均地分布在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身上，而不是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头部。”
华东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一位副教授说，与人文社科类专业不同的是，理工科需要做产学研对接的工作。即便如此，学校对老师的考核仍然能够看出孰轻孰重。“我自己有一个项目，完成技术转移给学校挣了300万，拿了一个国家青年基金30多万，学校奖励哪个?后者。”
据了解，一些学校也为学生保研制定了论文加分政策。一些学习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学生，却能通过发论文来提高总分排名，获得保研的资格。例如，一些学科成绩很差的学生，到了年底突然冒出来好几篇论文，加了很多分，从班里十几名一下子到前三。但那些所谓论文，内容是上网买的，发表是交了版面费的，学校对此并不认真审核。
二是制度导致的轻慢教学。
“除个体师德问题之外，高校现有的评价体系和学制设计是导致整体轻慢教学的根源。”一位高校讲师说，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但科研指标定得很高，科研项目的级别、数量，论文发表的数量、刊物级别都要求得很高。高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家对学校的要求就是如此。
还有所谓“非升即走”的制度。该制度源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入，目的在于通过刚性的制度设计鼓励竞争。非升即走的核心是，在规定期限内拿不出相应的科研成果即须离职。某高校甚至规定，青年讲师几年内不准上课、专心科研，到期升不到副教授自动离职。
不少青年教师吐槽，几乎将全部精力花在科研上后，因科研达标升上副教授，就一定能熟练地授课吗?“研而优则教”的逻辑何其怪哉!尤其是文理有别，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科研成果的井喷期，至少都在40岁以后，迫使他们在刚毕业时就大量发文出书，不啻为透支未来。
“中国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不是现象，而是现象级!”南京某985高校的团委书记严斌(化名)说，我国高校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部分名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序列，但学制设计仍处于“教学型”而非“研究型”大学。
在这些学校，课时设计太满，高校教师科研和教学研讨时间被大量挤占。但客观上，高水平大学教职又要求教师拥有前沿的视野，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整体性的轻慢教学。
三是人事制度的懒惰。
多位教师提出，“四唯”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事上的懒惰症，了解一名老师不应该只停留在表格上、框框里，不应该因为“老鼠”短时间内比“马”跑得快、反应敏捷，就选择“老鼠”，不应该医生救人一命不如文章一篇，这就简直是本末倒置的制度笑话了。
“什么都推给评价标准是推诿。问题不只是标准问题，而在于人事安排和执行者，有没有伯乐之心和伯乐之能?难道真的就调查不清楚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沈华清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校精神所在，实在老师。
必须看到，即便在当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广泛存在的大环境下，仍有退休返聘授课，因家中老母亲过世不得不中断课程，事后给大家鞠躬道歉的老师；有收到得意门生婚礼邀请，却因两天后有课要认真准备而放弃出席的老师；也有对跨院系旁听的学生都能认真征询意见，及时回复邮件的老师……这些，恐怕才是中国高校大师精神的灵魂所在。
一是回归常识，学生要刻苦学习，高校必须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
二是回归本分，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一责任，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
三是回归初心，高等学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用知识体系教、用价值体系育、用创新体系做。
四是回归梦想，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做强，而是把国家做强，回归梦想要落实到建设一流本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
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次行动的清理方向有三，其中包括“对部门和单位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的规定进行修改；对本部门和单位牵头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四唯’的规定，提出修改建议”；“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手册、评审细则等”。
采访中许多“青椒”认为，中央进行“反四唯”的专项整治行动势在必行，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替代、完善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也很重要。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四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业进说，按照理想状态，文科学术评价本应是结合科学的量化标准和学术同行评价而产生，但现实中往往是不懂行的行政人员主导，导致好制度难落地，最终还是成了简单的量化考核。强调论文本身没有问题，但既要重视“小同行”的意见，也要辅之“大数据”的手段，准确评价一篇论文或一篇研究成果的真实影响力。
还有一些“青椒”提出，要警惕借破“四唯”虚化标准，变成特权当道、学阀当道、没有标准的改革。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反映，中央提出破“四唯”之前，在替代方案都还没有的情况下，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打着改革的名义降低标准、虚化标准。许多青年教师担忧地说，硬性标准虽有缺陷，但好歹能打通人才上升的渠道。如果依赖同行打分，科研之外可能还需要和领导、行业权威搞好关系，更加助长关系、圈子、权力对学术的渗透。
采访中很多人呼吁破立并举，一些高校已经在积极探索。据了解，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方案》，提出将成果评价范围扩大至: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文献整理、决策咨询报告、学术译著、优秀案例创作、文化艺术创作等。
其中后四类成果在成果认定和绩效评价时，参照标准折合计算为论文绩效，相应评价结果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中给予同等认定。（本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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