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美创新之比较

2018 年 7 月 26 日 德先生

本文来源：学术plus

内容来源：THE GLOBAL INNOVATION SWEEPSTAKES: A QUEST TO WIN THE FUTURE

中国和美国显然当前竞争最为激烈的两个国家。虽然现在判断中国是否能够超越美国还为时尚早，但中国迅疾步入创新前端，确实令人震惊。笔者对“THE GLOBAL INNOVATION SWEEPSTAKES: A QUEST TO WIN THE FUTURE”进行了分析研究，完成了中美创新之比较，尤其侧重中国分析，以供大家交流参考。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阅读英文原文。本文仅供学术交流，不用于商业用途。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中美创新之比较

中国和美国显然当前竞争最为激烈的两个国家。虽然现在判断中国是否能够超越美国还为时尚早，但中国迅疾步入创新前端，确实令人震惊，尤其在自动驾驶汽车、教育技术、虚拟现实、机器人、先进制造、AI和机器学习等方面的技术遥遥领先。目前中国的电子商务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2％，而十年前不过百分之一，现在的中国简直就是一个无现金社会，超过7.5亿互联网用户中有超过三分之二使用移动支付。中国还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

中国：山寨转变为“新硅谷”

在2018年一篇展示中国遗传学和生物科学技术优势的报道中，两位中国科学家透露，他们成功地克隆了第一批灵长类动物，两只相同的猴子。先不说伦理道德，这一成就本身就体现了北京对技术优势的不懈追求。虽然这种驱动力来自上层，但对整个社会却有水波效应：“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做出这样的叙述。作者在考察中国的一些科技中心时也发现，不管是在北京，深圳还是上海，都会发现了那种忙碌和热情，其热烈程度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技术中心都一样。

中国技术发展的范围和规模远不止如此。中国的迅速崛起是由于长期性国家规划、充足资金保障的国家主导型计划、有针对性的专业化以及国家庞大的规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成为新的硅谷，雄心勃勃地要成为大量技术的主导力量。然而，中国仍然被视为山寨国家，被指控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模式（例如阿里巴巴是基于亚马逊的商业模式，百度是中国对谷歌的翻版，腾讯针对的是雅虎）。

阿里巴巴和腾讯目前在全球排名名列前十，价值超过4000亿美元。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都根据中国人的特点对他们的电子商务产品进行了改良，打造成一站式购物网站——可以想象一下，eBay、优步、Instagram、Paypal、Spotify、医疗保健监控、食品运输、Facebook、Netflix和Stubhub都集合一个网站上，那是什么一种景象。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网罗创业公司，美国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这个国家在技术创新阶梯上的显著跃升不过是其惊人的经济成功的一种反映。过去三十年里面，中国经济已从1990年的3,950亿美元跃升至12万亿美元，从全球GDP的3％跃升至约15％，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强国和首屈一指的资本输出国，拥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人民币（RMB）成为全球主要货币。过去十年，中国的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投资（PE）呈井喷式发展。中国经济政策的权威专家斯科特ž肯尼迪（Scott Kennedy）指出，2000年中国有249家风险投资公司，管理着76亿美元，但到2015年，中国已经有1,775家风险投资公司，管理着990亿美元，而到2016年，中国拥有46,505家私募股权（PE）公司，资本为1.2万亿美元（许多公司越来越关注先进技术）。一位美国商业消息人士估计，中国目前有超过一千家风险投资公司，每家拥有的资金超过1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分析发现，中国领导的亚洲风险投资目前占全球风险投资资金的40％，是2013年的15倍，与硅谷旗鼓相当（目前为44％）。政府技术基金通常与主要的国有银行和科技公司的资金联合。例如，2016—18年间信息和通信（ICT）基础设施投资的1900亿美元基金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和中国电信公司。

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的研发支出稳步增长，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目标为2.5％，仅次于美国的研发支出为2330亿美元。与美国一样，中国占78％研发来自私营部门，其中大部分专注于“D”而非基础研究。中国的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正在大力投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该国的研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香港等中心城市。中国每年生产的STEM毕业生数量超过美国，其中120万人拥有工程学位——占所有学位的一半——而且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300％。

北京的技术民族主义

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并不新鲜。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当时美国和前苏联的威胁使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即技术是国力的源泉，他们需要对战略技术进行投入。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发起了经济改革，邓小平看到了日本产业政策的成功，并认为技术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邓在1986年批准了一项高科技研发计划（注：863计划），重点关注IT、机器人、太空、生物技术和激光等技术。随后在1997年又开展了类似的计划（注：973计划）。

2006年，中国正式采用“自主创新” ——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随后于2013年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MIC2025）计划，该计划针对十大战略技术，包括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汽车、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将于2030年主导人工智能的计划。其目的是：“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北京的掠夺性、重商主义的工业政策脱胎于德国2014年的工业4.0等更加开放的努力，通过补贴国家企业并有选择地阻止外国在战略领域的竞争。

尽管中国拥有巨大规模和资源的独特优势，但它仍然远未成为其雄心壮志的技术超级大国。在许多方面，它在价值链上仍然相对较低，更多的是技术集成而非创造者。在2015年的一份报告中，中国长期居民Jim McGregor将中国的自我竞争形象描述为“通过合作创新和基于进口技消化吸收再创新来增强原始创新的方法”。中国定义的“创新”不过是通过诱骗手段获得的外国技术增加些新的特征。正如作者和中国专家Evan Feigenbaum所指出的那样，“外国技术的收购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部分。但直到最近......它的主要特点是技术采购或在某些情况下，彻头彻尾的知识产权盗窃。”许多中国的“采购”强制将技术转让作为外国投资的条件。

中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确实扑朔迷离。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消费产品创新方面——电器和太阳能电池板效率的行业——或提高制造业效率领域，中国正在蓬勃发展。”但它指出，“如果创新需要原创发明或工程突破的行业，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就要小得多。”

对中国创新生态系统近距离考察之后，就可以发现其存在重大缺陷、难度和漏洞。实际上，不同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尚未达到全球秩序的顶峰。例如，2017年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新指数将中国排在第22位，2017年彭博创新指数将中国排名第21位，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创新“支柱”将中国列为2017年的第30位。

审视中国的创新生态体系时必须看到，政府正在努力将国家经济从投资驱动、国家为中心转变为基于消费、服务和创新的新增长模式，这是大的背景。然而，这个过程是逐步开展的。要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和“支持国家资本”之间是存在矛盾的。

中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劳动力相对便宜、国家劳动人口和需要赡养的人口相对比例高，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这些优势正在迅速恶化。到2040年，中国60岁或以上的人口将增加一倍以上，从2015年的1.68亿（12.4％）增加到4.02亿人（28％）。中国的“老龄化”发生速度比法国，瑞典或美国都要快，这将对该国的发展和社会安全网络构成新的挑战。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几乎不是唯一面临这种人口变化的国家，因为几乎所有富裕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有些国家的老龄化速度甚至比中国还快，如日本、韩国。

（1）人才库

虽然很难量化，但中国的技术领导人才大部分都是由每年在美国学习的大约30万名学生的校友组成，被称为“海龟”。比如，创立“创新工场”（Sinovation）的人工智能明星李开复，就是先在美国创业，然后回到中国的。微软在北京开设研究实验室已经二十年了，它一直是中国技术人才的重要催化剂，包括人工智能。中国要在2030年实现主导人工智能的计划，目前正处在爬坡的关键阶段：人工智能人才长期短缺。美国在研发和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只有少数世界一流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正是出于这种担忧，中国制定了一项加大投入计划，要在2050年创建42个世界级的学习中心。

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和公司债务（18万亿美元，占GDP的170％）不断增长，凸显了收支平衡之难。中国经济中债务与GDP比率异常庞大，这意味着固定投资收益正在下降。

在此背景下，中国队科技创新的重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将创新作为高度优先事项，促使北京调动对其技术成功至关重要的资源。然而，大量资源投入创新加速了中国的转型，但这一举措也反映了效率低下——大部分经济体中都存在投入和产出的巨大差距。

（2）科学研究：数量与质量

尽管中国在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上超过了美国，但它也造成了科学欺诈。2017年，仅一份科学期刊就收撤回了107篇文章，中国的一项政府调查显示，有500名研究人员犯了不当行为。在中国的电子商务网站上甚至存在一个专门从事欺诈性同行评审的行业。

这反映了极端以投入为中心的激励结构对研究和专利的影响。虽然西方科学家也面临着论文发表的压力，但在中国，发表科学研究的压力是巨大的，在残酷的竞争中，因为这关系到资金、奖金和职业发展。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在世界上发表的科学论文中的份额呈指数增长，目前约占世界总量的20％，其中工程学大约占三分之一。然而就质量而言，通过引用率最高的百分之一的引文衡量显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的进步有限，除数学以外的所有领域中，中国的引用率仍然不到美国的一半。

同样，中国目前在专利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6年为130万份。然而，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包含补助、增加资金和职业发展在内的激励结构对数量的鼓励超过了质量。虽然这些都在发生变化，但中国的垃圾专利是出了名的，许多都是“实用”专利，非常容易获得，持续时间也很短，几乎没什么商业价值。具有实质价值的专利往往被称为“三元”专利，即在美国、欧盟（EU）和日本提交的专利。中国的专利还很少出现在这些地方，95％的中国专利只是在国内注册。此外，中国专利的商业价值还不到美国专利的5％。

国际标准改变的一个重要积极迹象是中国知识产权和政策的巨大转变。中国绝大多数软件（70％）都是盗版软件。随着中国在游戏和应用等领域越来越多地成为知识产权的制造商，它已经制定了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规范。 2014年，它成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法院，赢得了全球的尊重。

也许中国技术革命中最成问题的部分是它以牺牲竞争对手（潜在的合作伙伴）为代价的产业政策，从而侵蚀了全球标准，使其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大打折扣。问题不在于“中国制造2025”要将中国变成全球领导者的目标。政府对创新的刺激——从资助研发和融资创业公司到私营部门的激励措施——这是美国、欧盟、日本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的通行做法。问题在于国家驱动的实现创新的手段，与市场力量和开放贸易与投资的原则相矛盾。这些产业政策以数十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为目标，针对所有10项技术，同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即使中国公司积极投资海外。这将扭曲中国的国内市场，并在政治目标和工业需求之间造成不匹配。当然还存在其他困难，如自动化和人力资本。中国工业的数字化程度平均比美国低3.7倍。

一项重要研究结论认为：“对生产过程进行升级可能会导致技能较低的劳动力失业”，而“中国的教育系统还不能满足培训那种能够操作复杂智能制造的技术人员”。

然而，如果中国要实现其大部分既定目标，达到其定义的规范和标准程度，可能会带来重大的全球性挑战。

外国商界的成员已经焦虑不安。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外国公司仍在赚钱、仍在投资。但他们担心长期可持续性，主要是因为创新、知识产权和中国企业——你看到，中央政府投入政策，还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作为这些计划的一部分，到2025年，中国公司将拥有市场份额的百分之80%。”如果成功的话，北京意欲主导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努力可能会在未来20年对韩国、东盟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全球供应链造成破坏。

对中国政策潜在影响的详细评估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然而，一个突出的例子，数字商务，是具有解释力的。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数字商务和日益数字化的制造业基础设施需要数据的自由流动。2017年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努力加强对商业数据存储位置及其转移方式的控制，正在扭曲公司的决策过程，因为这些公司必须决定产品的制造地和创新地点。数字商务和新兴技术是需要更新全球规则的领域。11个成员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是制定开放数字贸易综合规则的第一次尝试。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与TPP的规定是相悖的。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美国大科技一样，中国的大科技也追求全球竞争力，但缺乏互惠性可能会限制北京的全球影响力。正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汽车业发生争执时发现的那样，保护主义是全球竞争力的障碍：如果禁止日本汽车出口（以及在美国建造的工厂），美国汽车工业的现代化是否会发生？中国可能已经做出了一个战略选择，即控制经济而不是开放市场和竞争，对中国是有利的——即使这意味着中国的科技产业并非是最前沿性的，要打造一个“足够好”（good enough）的中国，一个弯道超车（cut corners ）的中国（这个术语来自对中国移动电话行业的一项重大研究）。如果是这样，后果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还会放大。

美国：优势不再？

正如本研究的作者在2017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世界技术创新领域的领导者——面临失去其地位的风险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将越来越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关键领域超越美国，二是美国对技术创新的负担和资源不断减少。在移动支付、生物技术、超级计算机领域，这些已经发生，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汽车、5G和半导体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为了保持其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优势，美国需要重拾在冷战期间取得巨大成功的战略。该战略致力于美国在研发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卓越表现，为硅谷等创新场所创造有利条件。二十一世纪的最新战略应包括确保联邦政府在为美国各地的基础研发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得以维持甚至加强。美国也应该重新承诺以低成本向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包括STEM教育（几十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将高等教育的成本转嫁给学生）。美国还需要确保它仍然对外国人才有吸引力和热情的地方。美国战后科技创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吸引海外一流人才的能力。正如这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其他国家在竞争这类人才方面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这反过来意味着，美国可能在战后第一次面临在这一重要全球性竞争中的失去其首要位置。

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紧张迹象。2018年5月，白宫主办了人工智能峰会，重点是：加强国家人工智能研发生态系统；重新关注STEM教育和技能；消除美国人工智能创新的障碍；提供特定行业的AI应用。

作者2017年报告中曾经提到，美国应该对二十一世纪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投资，以帮助在全国更多地方建立更多的技术中心。这些投资应与旨在鼓励大学和联邦研究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内外创业的政策相吻合。

最后，美国需要更加关注包容性，制定的政策应使更多地区的更多类型的人参与科技创新经济。美国应该重点关注为工人提供在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中竞争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同时确保人们在有活力的经济中有获得感（健康保险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