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大概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唯一留着冲天爆炸头的hiphopman

文｜主笔 谢梦遥

期末临考前在教室里上自习，我嘴里轻轻念着，在笔记本上写着字。女朋友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创作说唱歌词，她不可思议地笑了。

那是11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对hip-hop音乐着了魔。我看过电影《八英里》，就想着电影里穿着帽衫的艾米纳姆是自己。我听龙门阵、黑棒乐队，听美国匪帮说唱，穿oversized衣服，留一头冲天的爆炸头。在那所作风严谨的法律院校里，嘻哈文化属于旁门左道，我大概是校园里唯一的Hiphopman。

那年我总想象自己变成一个rapper，却从来没有找到入门之法。后来，我成了一个特稿记者。

这些年我一直想围绕说唱写点故事，也曾报过相关选题，但这个文化实在太小众了，又没有什么触发事件。直到2015年8月，机会似乎来了，文化部下架了100多首网络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说唱。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说唱组合，被禁了8首歌。

我联系了那位主唱，我们面对面地坐下聊了3个小时。其实我很想听到他坦白，从文艺自由或者政府行为边界的角度，禁令本身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但他并不认可，或者说，他根本不愿面对真正的问题。出于种种原因，那个稿子最终也搁浅了。

我一直在等待，终于等来新的机会。这个夏天，《中国有嘻哈》风靡全国，但早在节目筹备期，我就注意到了。我不敢肯定它一定成为爆款综艺，但我觉得小众文化走向大众的过程，本身就构成新闻。也是自那时起，我就开始了采访。提前启动是有利的，7月前我就完成了大部分6强选手的采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赛绩，据说后来他们的档期非常难约。

为了更多了解嘻哈文化，我还特地从淘宝买了一口金牙。与艾福杰尼节目上戴的那款一模一样，唯一差别是它的售价只要45元，黄铜制造。但因为看不懂英文说明，导致咬合不当，我的下门牙崩掉了一小点（我后来试图申请工伤但没有成功）。我非常气愤，马上把金牙丢进垃圾桶里。我还买了一个海盗帽，戴上它对rapper进行采访，我猜想气氛一定很融洽（他可能会喊我一声my homie！），但一次也没好意思拿出来。

我下载了2000首中文说唱，包括我以前完全不会听的类型，比如trap和方言说唱，把它们当成任务听，我一度听得要吐了。

我发现，以往对嘻哈音乐的热爱没有辜负，2015年那次未成报道的采访也没有浪费，因为它们都变成了记忆与经验，能让我问出更深入的问题。也正是在采写过程里，我才真正搞懂双押、layback等技术概念，发现以前我写的那些说唱词完全不行。

我也在利用采访机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比如我注意到rapper唱trap时常常加入拉长的「skirt」，问是怎么回事，rapper们说那是模仿兰博基尼等豪车的刹车声。我当然不舍得放弃这个信息，想办法把它融进稿子。

作为记者的特权，我可以全国各地去追踪感兴趣的人。在重庆我和Gosh成员待了好几天。一个周六夜晚，我在他们的工作室看《中国有嘻哈》。Bridge坐在我前面的一个轮椅上——那真的是一个康复轮椅，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买它。那感觉实在太神奇了，我躺在沙发上，身前是Bridge的拖把式脏辫，屏幕上，同一个拖把式脏辫在唱歌。现在回想起来，仿佛是喝了好多啤酒另加雾都酷热的天气导致的一个幻觉。

「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挺Hip-hop的。比如读书的时候，坐上一辆公交车，我就带着伴奏，在那写词。」Bridge说，「我看着路边的风景，想着一部影片叫《八英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阿姆。」

Boom！就像跨越漫长岁月，同样的经历在不同的两个人身上出现了。一个是受访者，一个是采访者，但那一刻，我们是相同的。我内心充满感动，感到自己又年轻了一把。

这就是做记者的快乐吧。短时间内，你可以进入到另外一种生活，体会过去所未见的人生。它可能是你想要的，可能是你错过的。只要够努力，就能浸入其中。运气好的话，你还能找到那种曾有过但几乎被日常生活洗刷掉的感受。猫有九命，记者有着更多重的生命体验。 

我想，我永远也成为不了一个嘻哈歌手了，但至少我已经开始练习我的freestyle了，水平极其拙劣，但我相信我会一直进步（就像硅谷的技术发展在印度，没有什么可以把我禁锢，比赛还没结束他们为我提前庆祝）。

一直进步，就像我写的特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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