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专访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1840年以来的中国史就是世界史，只能向前不能后退

2018 年 10 月 17 日 今今乐道读书会

张鸣，祖籍浙江上虞，1957年生于黑龙江，政治学博士，国内知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8月自该校荣休。

多年来张鸣先生力作不断，已先后出版《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历史的底稿》《共和中的帝制》《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重说中国近代史》等多部专著，另有大量专栏随笔及学术文章散见于各大媒体平台，其文其人在学术圈及大众读者中间广受赞誉。

近日今今乐道编辑就求学、治学、阅读、公共生活等诸多话题，专访张鸣。

特别提示：本期内容足够精彩，我们分为上下两篇发出。以下为张鸣口述的上篇。

作者丨范特东

来源丨今今乐道（ID：TTTalkingShow）

厚积薄发，从北大荒闯入京城学术圈

其实我少年时期想当作家，爱看书，非常痴迷。文革开始时，我八九岁的样子，刚学会看书，就看那种没有图画的书。因为刚开始看书就遭遇了文革，很多书被禁了，这时候你就会很饥渴，等于你刚学会吃东西，东西没了，所以那时候我是特别疯狂地看书。因为有时候找不到书嘛，一听说谁们家有一本好书，到人家赖着不走，一定要看。所以书看了很多，小学、中学就已经看了很多书，比同龄人看得多一点。当然，那时候主要看的是文学书。其他书其实也看，应该说能找到的有字的书就看。

到中学时看书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中学有很多老师是知青，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当时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嘛，他们以我们学校的名义，从北京和上海的古籍书店进了很多当时被禁的书。当时我学习比较好，他们都让我看，到最后这些书老师都没怎么看，我都看了，所以书看得比较多。

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是1977年。但说来话长，文革期间我写过一封信，这封信造成过很大的非议，有人说我这封信很不敬，把我给告了。被人告了之后，我就被整了。当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嘛，我是被全师通报、全团批判。

我是1957年生人，小学时就已经文革了，数理化根本就不行，考不了理科，所以1977年高考时我只能考文科。当年我文科成绩考得很高，但政治不合格，因为我不但出身不好，而且我还非议文革。很多人可能不知道，1977年高考时，文革还没被否定。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1977年高考时，黑龙江出题，政治科目的最后一道大题是“如何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当时心里就一凉，我说我可能够呛了。果然政治不合格，考了也根本没用。所以第二年我就稀里糊涂地想，既然文科不行，那我就改理科吧。

改完理科，当然就不行了嘛。数理化不行，就仗着语文和政治往上拉分，总分也过了本科线了。当时我在农场做兽医，于是我第一志愿报了畜牧兽医系，考的农业院校嘛。结果这个专业突然不招了。名录上有，但突然不招了。于是改为第二志愿，第二志愿只招一个农机系。我就去了农机系了。

大家知道，农机实际上是工科课程，特别累，这样一来我就没时间看我喜欢的书了。很累很累，一天8节课，尤其是上午，上午4节课，两门课嘛，留几十道题，还有制图，还有实验，累得半死，我说这怎么能行呢。后来我就琢磨，虽然几十道题，但是做其中关键的一两道，你就能掌握课程进度了。你不做是不行的，因为工科的课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你不掌握不理解，下面你就没法玩了。但做一两道就行了，剩下的题我就不做了，空出点时间我就看别的书。

因为我文笔比较好，经常给大学宣传队写稿，快板书、相声、话剧等等，所以老师对我比较宽容，其他同学做20多道题，我只做一道两道，但老师也放我过去了。我就这么把大学课程混下来了。后来到毕业时，因为我文科知识比较丰富，大学马列老师说，你干脆留下来教我们这行吧。当时我其实不太喜欢在学校教党史。我不喜欢，但也没别的出路，要么就到农场去当技术员，我又不喜欢农机。我在农场时就不喜欢农机。铁疙瘩，铁块嘛，铁螺丝，铁机件，我不喜欢。我当时为什么想当兽医，就是这个道理，我比较喜欢有点温度的东西。

现实就是这样，要么留校当党史教研室的老师，要么就去农场当职员，当时想了想，还是留校吧。其实我把农机系的课程全部读完了，然后我到党史教研室一上任，同事们都看不起我，说你农机系的人跑这里来教党史。我当时就非常生气，我说我给你考个研究生看看，你看我行不行。

我一查目录，只有人民大学有党史系，当时导师是谁我都不清楚，我就报了。报了之后就考上了。接着就到了北京。当时是八十年代初，整个政治空气比较宽松，学术氛围也还不错，完了之后我发现，哇，原来学这些还可以做学问啊。党史不好做学问，但我们当时有个政治思想史教研室，政治思想史可以做学问，然后我就改为政治思想史专业，开始做学问了。当时迷得不得了。

但我发现，当时大家都在搞文化，文化热，大家吹牛吹得都很厉害，不实在。我原来读文学书比较多，学术书少一点，我决心还是回到原来那个学校去，偏僻，我老老实实读经，因为之前没有读过经，读了好多好多的古代文学书，但是没有读过经，“三礼三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解释《春秋》的三部书，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什么的都没读过，我想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这些书好好读一下，读明白了之后再说。谈文化，不读这些，太虚，后来我就去读了。结果很快就80年代末春夏之交特殊事件了嘛。

当时我特自信，我说我读好了，出来闯还不是轻而易举嘛，结果出不来了。所谓出不来就是我所在的农业大学不放，无论你考博还是调转，都不理你，不给你出手续，所以我出不来了。一直拖到1994年，当时我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趁着学校换届，新领导不太明白，我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一点研究成果了嘛，人民大学党史系想留我，我又杀了回来，杀回来读了个两年的“速成”博士。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事也就是扯淡——怎么可能两年把博士读完。因为他们想留我，这事就等于默许了。我读完之后就留校了，从北大荒进了北京，开始写文章、出书什么的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以前的那些积累还是有用的。

尽管你成名比较晚，但后面的后劲还是有。当时学界比较在乎的杂志就是《读书》，我在黑龙江的时候就给《读书》写过稿，但从来不用；我到了北京之后，每年必有，最多的时候，我一年在《读书》上发表文章9篇，一下声名鹊起。当时很多人别说在《读书》上一年发一篇，好几年发一篇都很难。那个年代，《读书》是一份标杆性杂志，很快我就跻身京城学术名流之间了。我曾经开玩笑说，当年我仰视的人都跟我称兄道弟了。他们都很奇怪，说你小子怎么这么快就起来了。

多年都没发表东西了，一直在老老实实地读书。虽然我后来做历史研究，但我没有上过历史课，教科书的限制对我来说是没有的。学历史的，都会受教科书的限制。你一个人读历史，长期接触教科书，潜移默化就会受影响。我是没读过，我连历史课都没上过，我本来就没这个界限，没这个框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他们觉得挺新鲜。

其实我最开始没想过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我就是想做我的学术，但问题是你是在大学里教书，尤其是人大这样的学校，后来他们搞各种名堂，让人很不舒服，我就很生气，就写文章抨击它。像我这种人发表文章比较容易嘛，结果抨击来抨击去，发现这不只是大学的问题，整个社会都有问题，越抨击越多，这样我就变成公知了。

文革中的一封信断送了北大前程

其实我做公知的时间，远远没有我做学者的时间长，我的立足点还是学者，我觉得还是要做点学问。但做公知的内容，影响比较大，那时候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市场化媒体，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大河报》等经常会刊载我的文章。专栏最多时有二十几个，但我的主要精力不是干这个。这种文章对我来说，写起来很轻松，结果就成大公知了。

后来2007年我不是和学校大闹了一场嘛，因为我们系有些老师评职称不公，因为大学就是个官僚化的地方嘛，评职称不按规矩来，所以因为这件事我跟我们领导闹了一次大别扭。2007年大概有半年，全国各大媒体包括门户网站都在报道我的事，就是我跟人民大学干仗，这使得我作为公知的名声更响了。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做公知的时间份额，远远不如我做学者的时间份额大。

名声大了以后就导致很多问题，上面就有人觉得你离经叛道，就觉得你是捣乱分子，甚至是反动分子。今天的局面就是这么来的。

说说我文革中写的那封信吧。

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看的书比较多，此前我对文革、对社会就有点看法，但不敢说，也没有被点透，但“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局把《“571工程”纪要》公布了。这对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资料。以前想到但不敢说的事情，突然有人直截了当给你说出来了，那震惊不是一般的。完了之后，我就对文革或者对社会开始反思了。

那时候我还小，1971年，我才14岁，但书看得多嘛，翻来覆去想，到1972年已经想了很多。有点想法了之后就想跟人说，但又不知道防范。我写了一封信，说文革特虚伪、文革特无情，而且它跟它之前宣传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结果这封信被告发了。之后我就挨整了。这封信是我写给一位同学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告发了，我也搞不清楚具体原因，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我知道这里面关键的环节是我的班主任，我班主任知道了这个事之后，把信抄了一遍。

这是我很信任的班主任。抄了一遍之后，班主任就把这封信呈上去了，这样学校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团也知道了。那时候“反回潮”，我就成了一个典型，全团都在批判我。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个时候告密成风，没办法，你自己把文字留给人家了。后来挨整的时候，有一个校长跟我说，你那个信的原件已经烧了。他暗示我干脆不认账算了。我说我既然写了，凭啥不认账啊，我认账。就这个事。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77年，影响到了我高考，政审不合格。

1977年高考

到了1978年，文革被否定，我们团给我平反，把之前对我的处理全部拿掉了。一开始我还挺高兴，我就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初整你也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对的。”他妈的，我转身就走了。什么玩意儿。什么叫整我是对的、平反也是对的？总有一个错的吧。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当时所有的平反都是那么说。这都什么逻辑啊，没逻辑。如果当初是对的，那后面平反就是错的；如果平反是对的，当初整你就是错的。但他们的逻辑是，当初也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好奇怪。

如果1977年政审合格，我就进北大了。我跟孙立平说，你进北大，我当年考的也是北大啊，我第一志愿报的也是北大，如果不是政治不合格，我就进北大跟你是同学了，不比你差。他是北大中文系，我报的也是北大中文系。那时候最热的就是中文系。跟现在不一样，当时中文系、历史系都非常热，中文系第一热。朱苏力后来不是上了法学院嘛，因为当初北大中文系不要他，分数不够。我们那时候都是文学青年。

结果1978年改理科，我就只能上农业大学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的是农机，农业机械，4年后毕业留校。

再来说说我的人大速成博士。没有博士学位，你根本就进不了人大。当初人大党史系那些老师就觉得我这人还是挺邪的，还是挺有才的，他们就想留我，所以他们先量身打造了一个规则，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提前毕业，就按我的标准定了一个规则，让我提前毕业了。一般来说至少3年，我两年就毕业了，毕业就留校了。

博士论文我写的是义和团，因为之前我就对中国近代史比较熟。当时导师对我的论文很欣赏。你别看我博士只读了两年，但我论文写得很好，后来论文出版了（即《拳民与教民》）。

我不属于知青。我们是农场人，是迎接知青的。当年北京、上海的知青到我们农场支边、插队什么的，我们敲锣打鼓去迎接他们，所以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到农场就业了。但我跟知青很熟，因为我们就业之后，周围都是知青。我当时在黑龙江8511农场，在密山，牡丹江市密山县，靠近兴凯湖，离中苏边境很近了。

知青

我祖籍是浙江，父母都是浙江人，我出生在黑龙江。我父亲是国民党王牌军新六军的军官，辽沈战役时我父亲是军需官，新六军在沈阳有很多大仓库，他是守仓库的。辽沈战役前线不是打败了嘛，有人跟我父亲说：“你赶紧跑吧，你们的部队已经被歼灭了，你不跑还等什么？”

我父亲说：“这么多大仓库、这么多物资，不能我一跑就被抢光了啊，我得交给国家啊。”他就老老实实等着，等共军来了之后，他就交给国家了，交给共军了。共军说：“你小子还不错嘛，我给你点钱你回老家吧。”不过还有一条路：当时共军在黑龙江建了一些农场，还可以去那。我父亲一想，还是进农场吧，回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幸亏没回老家，他要是回了老家，镇反时肯定被枪毙了。

接着他就去农场了。因为当时的北大荒，荒，人少，人与人都比较亲。我父亲到农场很能干，玩命地干，到农场就把他解放了，给了他一个农场干部的衔，一个干部级别。完了之后他给我妈写了封信说：“我已经解放了。”当时我妈一直在找他找不着，后来我妈就去了北大荒，然后就一直待在了农场，在农场群里来回转。

北大荒

最初在九三农垦局，后来铁道农垦局与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了东北农垦总局，我们家就被划到了东北农垦总局。到了文革前的时候，阶级意识比较强了，我爸一直搞计划，是计划处核心人员，后来有人说：“你们计划处里头还有一个国民党？”就把我爸发下去了，发到了农场。原来我们家和各农场群都特熟，后来《黑龙江农垦志》他们就是找的我爸写的，因为他最熟。

“靠谱兽医”与“不靠谱史学家”

我刚下到农场去的时候就是做农工，养猪。养猪养到1976年的时候，知青走了很多，以前我们的兽医是知青做的，知青走了之后就没人做了。当时我经常帮兽医干活，我懂点，指导员说：“你先干着吧。”

我干就干好嘛。当时农场兽医不行，农场猪兽医的主要本事就是劁猪，后来我发现我们周围公社有一个兽医很厉害，一刀准。我就拎着两瓶酒找他去了，让他教我。

这酒好使，两瓶北大荒白酒搞定。他教了我。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劁猪一刀准。”我练了一下就会了，我后来就一刀准，很厉害。当时一上午或一下午，我一口气能劁300多头猪，这样干了两年。累啊。当时劁猪，在农场兽医中我是一把刀，很厉害的，就是跟那个公社兽医学的。其他人都不行，他们劁个猪费老大劲了。

劁猪的诀窍是要找对点。劁猪都是劁小猪，你把小猪先饿到肚里无食。中国有个特点，猪要是不劁，肉不好吃。不管公猪母猪，你都要把他骟了，骟了之后，肉才好吃。前提是必须得骟。公猪很简单，它的睾丸在后面。劁公猪没什么手艺，关键是劁母猪，你得把它的卵巢拿掉，它的卵巢在肚子里头，但有一个点，只有这么一个点，你找对的话，只要一刀，往下一压，压力足够，它就啪地一下弹跳出来。它有两侧卵巢，你要全部给它拿掉，就劁干净了。

劁猪

很多人劁不干净，只拿掉了一侧卵巢，另一侧还留着。只要有一侧卵巢留着，它这肉就不好吃。留着的话，它发情的时候就不好好吃食了；劁了之后，它就无所谓了，它就不想这事了嘛，它就老老实实吃食、长肉。

当时劁猪是个手艺。我这人就是干什么就必须把它干好，不能糊弄。

我们那时候就是猪兽医。当时有牛兽医、马兽医、猪兽医，猪兽医是档次最低的。后来我参加高考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还得考啊，考完之后学农机，就把这个给废了。我本来报的是畜牧兽医系，结果当年不招，除了农机别的都不招，就没收我。我曾说，如果当初他们收我进畜牧兽医专业，说不定我就不改行了。那样的话，世界上就多了一个靠谱的兽医，少了一个不靠谱的史学家。但它恰恰让我学农机，我不喜欢嘛，不愿意干这行。

做学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学术语言，有一个套路，一般人都会遵循这个套路去做。他们都是专科、专业的，都是历史系毕业的，至少是本科、硕士、博士，这行都这么干。我呢，虽然也读了博士，但我其实没上过历史课，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套路是什么东西。而且还有一点，我当年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对文笔很在乎，就是你写的东西得好看，你得通俗易懂才行。文学青年除了极少数先锋派的人，哪有写文章让人看不懂的道理？我自己喜欢散文体的东西，当年大家的作品，我都曾反复揣摩。所以我当时写论文都是这个风格，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懂。

学术写作并没有要求一定怎样写，是他们自己多年来形成一个套路了，很乏味。学历史，历史又不是什么核物理，没什么可深奥的——你干嘛让人家不懂？所以我的文风当时就定下来了。后来媒体就说，你这文风可以给媒体写稿。

学术写作的套路并不深奥，拿历史来说，能有多深奥呢，但用那种套路来写，读起来会很没劲，不好玩，大众不愿意看。我可以写得比它好玩，一个是我选材比较独特，我经常看书能看到旮旯角的事，边边角角很多人不注意的事我会关注。我的理解是，越是反常的事，越能体现事情的本质。反常的事我会特别注意。正常的表现经常是假象，越是反常的事，越是不一样的事，越能反映事情的本质。

你们说的我不说，我说另外的事。另外我的表达又比较通俗，而且我不喜欢绕弯子，直截了当，直达我认为本质的东西。我文风比较简练，我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民国时候那些大师，文风都很简练。当然，你可以幽默，可以很有文采，但首先你要简单，就是你不要绕弯子，要把本质点出来。也许我点错了，但我点的时候都是很直截了当的，所以我第一本随笔集就是《直截了当的独白》。

我为什么要写《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这三本书呢？其实很简单。蒋廷黻、徐中约、费正清等人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我都读过，给了我很多启发，但我觉得都不够解气。因为近代史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曲解得很厉害，成了观念化的历史，我就不满意嘛，你这跟真实的情况差得太远了。徐中约、蒋廷黻部分还原了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解气。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开一门课，就是中国近代政治史，这套书就是这门课的录音。

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所有事件都可以重说，进一步讲，中国古代史也必须重说，因为它们受观念的影响太大了。先有观念后有史实，这没有道理，我们必须是先有史实后有观念。你要尊重史实，不要用观念去驾驭历史的叙述。

我当时就感觉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你不要把它写成一个中国老受气、老被欺负的历史。你被欺负肯定有被欺负的道理，因为你不肯纳入这个世界的轨道。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欺负你，如果你总觉得被欺负，那你就是个怨妇，那你的历史就是怨妇历史，这个民族是站立不起来的。你当怨妇怎么可能站起来？极端一点就是泼妇了，我跟你玩，我跟你打，挠你一把，挠你一脸花。这有啥意思，你又不能真的把人家干掉。因为近代历史是从西方开始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顺着这个潮流走，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另起炉灶，没有戏的。

就像今天，我们住的房子，桌椅板凳，服装发饰，都是西方的，哪有明朝哪有清朝的，开玩笑。这就是潮流。你把这个认清了以后，你就知道中国近代史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在具体史实上看了大量史料，我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我的观点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

张勋为何要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再复辟

我那时候看史料看得非常疯。以前我带博士、带硕士的时候，我经常把学生找来，我说你看我当年做的卡片有多少，我做的笔记有多少，我当年下的是笨功夫啊，你们现在可以复印，可以拍照，我当年什么都没有，全凭一支笔在抄，一张卡片一张卡片地在抄啊，抄得我手都起茧子。笨功夫实际上是很扎实的功夫。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离经叛道把它说出来，主流史学界至少那些精英们是认可的，因为有道理有根据嘛。

做《重说中国近代史》这件事，对我来说没觉得有多大挑战，因为我就是喜欢，喜欢去做就完了。做自己喜欢的事，你就不会觉得累。我之前写过很多专题，其实写每个专题都很不容易，都费了很大工夫，但是一旦到了讲课，到了讲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了。因为这些工夫之前我都已经做到了，每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都比较清楚，跟原来教科书讲的很不一样，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再讲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重说中国近代史》这套书其实我没有花太多工夫，或者说工夫都是以前的。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属于西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做得不错，给了我很多启迪。事实上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知名著作我几乎都看过，徐中约的、蒋廷黻的、郭廷以的、陈恭禄的，包括他们的专项研究我都看过。关键是什么呢？是看史料。这是最重要的。你把史料看通了，这都是小菜一碟了。这些学者的不足我都明白了，立足于史料嘛，你不是立足于谁的叙述，叙述都是二手的，立足于史料你就比较清晰、比较明白了。

我们做历史研究其实跟做别的研究一样，对我来说就是搞明白。它为什么会这样，你要搞明白，我们学就要学个明白。你现有的书没有给我答案，我认为你说得不对，那我就要做个对的出来。你要把它搞明白，你不把它搞明白，还叫什么学者呢。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延续的，要搞明白，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我真正的专著其实不是《重说中国近代史》，是其他的，比如搞农村研究的，比如搞五四研究的。五四运动100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一位编辑说：“我觉得如果你要写五四，会不一样。”我说：“五四专著已经泛滥了，成灾了，汗牛充栋。”他说：“你能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五四。”在此之前我没做过五四研究，后来我就开始做，等我写的时候，的确和别人不一样。我发现很多面向，之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老去做那种思想文化的历史，但作为一个运动，它本身的操作以及它对政治史的影响，我们都忽视了。后来我就把书写出来了，挺轰动的。

包括张勋复辟，全中国大陆上没有一本书，这不奇怪吗？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1917又搞了个张勋复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不研究一下？所以我写了一本书，下了很大功夫。

前排左三为袁世凯

我写《重说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没这么累，因为前期每个片段我都下过功夫了，所以写成近代史的时候就不费力气了，但之前的功夫我下得很大很深。当初写那些东西的时候真是痛苦死了，资料铺了一地，从床上铺到地上，我天天就干这个事，天天翻，天天看。搞出一本书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后来写的很多历史随笔，那就很轻松了，因为平时你看了那么多书，有个什么话题想阐发一下，提笔就来，写起来轻轻松松。

很多人说我快手，我说我的快手是建立在大量阅读之上的，你以为我凭空就能快？你肚子里空空如也怎么能快得了？所以这些专题对我来说做起来是很痛苦的，很累。但因为每个专题我都看大量的资料，所以都能站得住脚。

有关张勋复辟，在我之前，大陆没有人研究，没有一本这类专著。两年之内两次复辟，不奇怪吗？按道理说，前面人搞砸了，后面人就不搞了嘛，而且袁世凯是个大人物，大人物搞失败了，凭什么你后面还搞？不奇怪吗？我研究的就是张勋为什么复辟，为什么失败，这些我在书里都说清楚了。所以后面谁再研究这个问题，你绕不开我，你必须从我这走。

张勋

张勋是个军阀嘛，军阀是功利主义者，你不要单讲他愚忠。首先你不要认为军阀都是坏人，他们对国家也有情怀，所有军阀都如此。你要说他一点情怀都没有，不可能的。他们本来是怎么起家的呢？他们是满清时候军事现代化的产物。那时候精英好多就是当军人，他们都是为了救国嘛。后来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了嘛，就开始当军阀、割据一方了，但其实他们的情怀还在，没有谁真正想把这事弄坏，这类人很少很少。

张勋也是这么一个人，他之所以复辟，其实是想救中国。他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这是他的定论。他有3万辫子军，带了5000，进了北京。张勋觉得袁世凯为什么失败呢，袁世凯没有复辟成一个原汁原味的清朝，所以他要再试一次。再试一次也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他就觉得中国就得这么干，这么干就有救。结果他一干，不行。

张勋的辫子军

中国的社会转型在当时就已经是个夹生饭了。已经夹生了，已经变成那样了，已经共和了，你再回去，那是回不去的。所以就是这么个局面。而且1840年以后，中国史就是世界史，很多事你自己说了不算，是世界有影响的势力在决定你的命运，到现在也如此。不是你自己说了就算，外部人不允许你这么干你就干不了。

“唐德刚小CASE，看来看去还是鲁迅最牛”

很多人说我的文风像唐德刚。唐德刚的书我是看过的，而且看了不只一本，你要说影响可能也有点，但其实我主要不是受唐德刚的影响。唐德刚是写历史散文、历史随笔著称，他写大文章不行，他的大块作品都不如他写随笔好。他们说我的随笔像他，也可以这么说，但说良心话，我其实原来就是这个风格，我看过他的东西，但我不是学他的。如果一定要说我学谁，那我潜移默化地学鲁迅。

唐德刚（左）与张学良（右）

我在乡下那几年，没什么书看，《鲁迅全集》有，有一套20卷的《鲁迅全集》。没书看嘛，那就看呗。开始看小说，后来看杂文，后来看学术著作，后来看译文，所以深受他影响。我的文风所谓犀利，都是从鲁迅那来的，不是从唐德刚那来的。唐德刚不足以影响我，不足以塑造我，但鲁迅是把我塑造了。我主要受鲁迅影响。

那时鲁迅的杂文我不是看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我是十几二十遍地看。真的。因为没书看嘛。没书看，又饥渴，没办法。不像现在的小孩，他们书多，应接不暇，我们当时没书。反复看，包括他的注释，看完涨了很多本事。所以说我主要不是受唐德刚的影响，唐德刚对我来说其实小CASE。

唐德刚大块的东西都不太行，但是你看他的历史随笔，都写得挺好。这个人就是个侃爷，侃得好。涉及大块的东西，就能看出他的局限了。他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他的口述史著作，他对红学的研究，我都看过，有些反复看过。他也做得挺好，但《晚清七十年》就不行，有些失控了，他没这个能力，体量太大了，很多判断下得并不准确。他这方面的功夫可能还不太够。

唐德刚在美国其实也就是个三流大学的老师，教一些通史。说实在的，美国鬼子也不在乎你，美国鬼子对中国历史不是很在乎。当时没人下功夫做口述史，口述史其实是很费力气的事情，不是很轻松做的。你要访谈，访谈完你还要整理。如果你不整理，口述史一塌糊涂。

鲁迅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前期后期都有影响，这也与我长期除了鲁迅没有别的可看有关系。反复看，越看越觉得鲁迅说得地道、说得到位。周作人的书后来我也看过很多，基本都看过了，但看来看去，我还是觉得鲁迅最牛。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洞察力无人能及，包括后来的胡适等人都不行。鲁迅的洞察力非常敏锐，中国人就是他说的那个德行。

鲁迅

他把中国社会看透了。如果他活到1949年以后，下场肯定不好，就像老毛讲的，要么在监狱里待着，要么闭嘴。他肯定不能闭嘴，那就只能进监狱了。你别看毛崇拜鲁迅，那是因为鲁迅死了；如果鲁迅活着，一直活到1949年之后，毛肯定把鲁迅投进监狱。

毛在很多地方是认同鲁迅的。毛对中国人也看得很透，他是心理学大师，他之所以能够把中国人驾驭住，因为他看得很透。在这一点上，毛和鲁迅是相通的。但鲁迅不同，我不想驾驭你，我看透之后我想改造你。毛不想改造，我就想掌控你。因此建国后鲁迅如果还活着，肯定没好下场，百分之百没好下场。鲁迅自己也知道，他说，革命之后，我就进监狱，要么就跑。他这么敏锐的洞察力怎么可能有好下场呢，不可能。

说到对我影响很大的书，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比如其中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对我有影响，但还是不如鲁迅对我的影响大。《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对我的影响就是，我通过这些书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体制的本质，它对我的影响是政治性的，看完之后豁然开朗，体制是怎么回事你立刻就明白了，这件事明白了之后，其他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