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安宁，我是一名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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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安宁，我是一名酒鬼

2019 年 3 月 10 日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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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追悔过去，也不会对往事讳莫如深。我们会理解宁静的含义，会懂得平和的价值。”

——A.A.嗜酒者互诫协会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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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安宁 / 主笔：徐菁菁

沦陷

2012年2月9日是我最后一次喝酒。停酒7年，我从不敢忘记我是一个酒鬼。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亲爱酒，逢喝必醉。我记得小时候他喝酒的场面，特别热闹，特别来劲。我已经记不得我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从一开始，我就能感觉到喝酒带来的愉悦感。父亲没有把自己喝成酒鬼，但我和我哥哥先后被诊断为酒精依赖。

插画 | 老牛

我这个人有个比较大的性格缺陷。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属于超生，在农村被称作“黑孩子”。我这个“黑户”恰好又长得黑，于是总被人起外号。我打小自卑，童年一直生活在这个阴影里。自卑的另一面是我特别急于表现自己。我长得不出挑，于是我就和其他女孩不同，大大咧咧地去做一些男孩子们爱做的事。我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会努力表现得很积极。我的班主任曾跟我的父母说：这孩子特别爱发言，不管会不会都举手。

这个性格缺陷跟我酗酒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我开始频繁喝酒是在2003年。那时候，几杯酒下肚，我的自我感觉就会变得很好，在社交场合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到了2005年，我已经不再限于社交性饮酒，我会把自己关起来，在房间里一个人喝。通过执业医师考试的时候，我买酒庆祝；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我靠酒来抚慰内心。快乐的或者伤心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成为我喝酒的理由。

嗜酒是一个逐步恶化的过程。那些年，我爱酒，但酒还没有控制我的生活。然而一旦真正“上瘾”，情况会恶化得非常快。婚后为了要孩子，我曾停酒一年。转折发生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根据习俗，我带着孩子回娘家，行李里装了一桶杨梅酒。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一面告诉我妈，杨梅刚泡上，过一段时间放点冰糖才好喝，一面尝了一口。从那口酒开始，我彻底沦陷了。

孩子出生的第一年，他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我则想尽办法找酒喝。有时候，我一边抱着他一边喝，有时候我把他交给我妈看着，自己跑出门买一小瓶酒解馋。那桶杨梅酒很快就被我喝光了，我怕被家人发现，就找借口出门给孩子买吃的，拿一个矿泉水瓶去市场买来一斤散酒，回家后偷梁换柱。我喝得太快了，几乎每天都要往里补酒。

我曾经是一名医生。当时我家住在六楼，每天早晨出门上班时，我都会拿一小瓶白酒，或者一听易拉罐啤酒出门，然后从六楼喝到一楼。喝光以后，我还不满足，就跑到附近小区门口卖早点的地方，或是开得比较早的超市再买两瓶。靠着这些酒我才能去上班。为了不让同事闻到酒味，我戴双层口罩，嚼口香糖。如果这些还掩盖不了酒气，我就撒谎说昨天晚上喝多了。上班的时候，我还要想办法溜出去买酒。我把酒藏在柜子里，倒进茶杯里。每隔一会儿，我就要偷偷地喝两口，一整天我都在迷迷糊糊的状态里。那时，我非但不觉得酒耽误了工作，还觉得酒就像我的药一样，不喝酒我啥都干不了。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几个月，有一天，我刚喝完一瓶啤酒，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心里突然想：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我是染上酒瘾了吗？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正常的，这个酒我肯定要戒，我不能这样下去。但是紧跟着一个声音飘在我耳边，它说：喝吧，等你想戒的时候你一定能戒。我觉得那一定是酒魔的声音。

挣扎

每个酒鬼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天晚上我都会发誓：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喝酒，我第二天一定要戒，我一定不再喝了。但是第二天，我会重复前一天的所有行为。

A.A.嗜酒者互诫协会的书上有一句话：没有任何人性的力量能解决我们的嗜酒问题。作为女儿，母亲的爱和痛苦无法阻止我喝酒。我的母亲那么爱我，为了劝我戒酒，她曾经跪在地上扇自己耳光。有一次，父母和我三个人坐飞机，在飞机上，母亲流着泪跟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发生一件什么事吗？我最想飞机坠毁，这样我就能带着我最不放心的两个人——你和你爸，我们三个人都死去。

我同时也是一个母亲。现在的我想到儿子，如果为了他，有什么事情需要拿我的生命去换，我都会毫不犹豫。但在那个时候，母爱的本能也在酒精面前败下阵来。孩子还不到一岁，正是最需要妈妈的时候，但我只能抱着酒瓶子。那时候，我还异想天开地觉得，我一定要在孩子面前保持尊严，虽然他还很小，但是我不能在他面前喝酒。我会推着童车，去超市买了酒，藏在包包里，然后再把孩子推到居民小区里，找一栋少有人出入的楼。我把孩子放在一楼，迅速地跑到二楼或三楼，把那口酒填进我的肚子里。每当那个时候，孩子很恐惧，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孩子那种抽噎着哭喊妈妈的声音都阻止不了我。可当我喝完那一口酒，回到孩子身边，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还能原谅我自己吗？

后来为了让我戒酒，我妈看我看得特别严。那时候，我会有一天能找到酒喝，接下来又得戒上五天。后期我的戒断反应很重了。我躲在被子里发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必须得用手按住它。我什么也吃不进去，最多能喝点水。为了让自己好受点，我手上没有钱，就去超市偷酒，我还在街上跟陌生人讨过钱。

没有人看得起酒鬼，我们也看不起我们自己。喝醉的时候，我望着镜子里的人，一脸浮肿，眼神迷离。我会对着她骂，我会打自己耳光。我觉得根本不认识她：那是我吗？我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酒鬼最痛苦的时刻是醉酒醒来的那一刻，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没办法面对自己。一方面，你对自己的无法自拔深感绝望，另一方面，喝酒带来的屈辱感和羞愧感迎面扑来。喝完酒后我会失控，做很多自己难以想象的事情。总有人打电话来，他们会说：你昨天喝多了，你知道你干什么了吗？永远不要跟我说我昨天做了什么，我不想知道！接完电话后，我会碎片式地回想起来我做过的那些龌龊的事情，感到自己根本无颜活在这个世界上。

酒精给我带来的心理上的折磨，远比它带给我的身体伤害更为痛苦。绝望、羞耻、屈辱、迷茫，所有这些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就像一座大雪山立在我面前，我觉得我永远也跨不过去。可悲的是，面对这一切，我除了继续喝酒别无选择，因为只有喝醉的那一刻，我才不用想这些。那时候，我失去了灵魂，只剩一副皮囊。酒魔完全占领了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控制了我的一切行为。它醒着的时候命令我去喝酒，它喝饱了，就睡去，我也睡去。当它又想喝酒了，就会把我叫起来，再让我用我的手去喂养它。它被我喂得特别强壮，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被它杀死。

图 | 摄图网

我因为喝酒导致严重的胰腺炎，出现休克。住院的时候，同一个病房里有两名患者相继去世。我在医院熬过了戒断反应，以为自己会重获新生，可没想到，当身体稍微好转，我又开始喝酒了。几天后胰腺炎复发，在等急救车的十几分钟里，我还忍着腹痛，跑到小卖部，灌下了二两白酒。

不久，我第一次走进了精神病医院。最开始，我根本没好意思告诉医生我有酗酒的问题，只说自己抑郁、睡不着觉。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的药物。可是，在吃药的同时我依然会喝酒。喝醉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在挣扎。有一次醉酒后，我拿了几百块钱，跑到精神病院，把钱放在医生的桌子上，告诉他我很难受，我要住院。这次住院同样以失败告终。

我尝试过自杀。我用啤酒易拉罐的拉环片使劲割手腕，流了一地的血。其实，在A.A.酗酒者互诫会，至少一半的会员身上都有类似的疤痕。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时候，我并没有去跳楼，没有选择那些能让我一了百了的做法，是因为我并不是真的想死。我不想那么屈辱地死去。我所有的行为都是歇斯底里的无声呐喊。我想跟我身边的人说：我很难受，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那时候还有谁会来帮我，还有谁能够帮我。

2006年7月29日，美国佐治亚州格雷迪纪念医院的急诊室里，一名饮酒过量的女孩在接受治疗（视觉中国供图）

从那以后，我又有好几次出入精神病院。我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酗酒问题，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起在封闭式的病房里住了21天。可笑的是，我也是一名医生，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精神病人。然而一个女酒鬼，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依然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出院后，我又莫名其妙地抱起了酒瓶子。有一回，我往死里喝，还吃下了20片安眠药，在昏迷中被家人送到医院。第二天，我尝试逃跑，被抓了回来。很多人把我往封闭病房拖，我抱着一根柱子号啕大哭，以死抵抗。母亲只能把我带回了家。

前夫正式向我提出离婚。为了挽回家庭，我再一次发誓戒酒，努力承担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但就在回单位上班的第一个晚上，我值着夜班，又拿起了酒瓶。

醒悟

为了让我戒酒，我妈请人跳过大神，我也去拜过寺庙。能尝试的办法似乎都试过了。最绝望的时候，父母求我说：爸爸和战友打听过了，北京有一家医院，爸妈带你去北京，咱们就再试最后一回。为了不让爸妈伤心，我答应了，但我心里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自己。就在上火车的时候，我还想方设法带了两三瓶“小二”，后来被我妈发现，扔进了火车的厕所里。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我遇到了孙伟医生。进诊室以后，我头头是道地跟他讲，我对这个很了解，我是酒精成瘾了，我自己也是个医生，也查过很多资料，医院帮不了我，住院只能解决我身体脱瘾的问题，往后我该怎么办？反正没有用，我是不想住院的。听我说完，他笑了笑，问我：“你试过A.A.没有？”好像眼前亮了一下似的，我问：“什么是A.A.？”他说：“这是一个酗酒者互诫协会，对你会有帮助，我们医院就有，每周一他们都会来我们住院部开会。”于是，为了能见识见识A.A.，我在医院住了下来。

虽然我已经几次进出精神病医院，也已经明确地被诊断为酒精依赖，但其实从来没有人特别清楚地告诉过我，我到底是怎么了。在北医六院，医生带着我们这些戒酒的患者做小组治疗。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你们这是一种病。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是病，不是道德问题吗？不是意志力不坚强吗？小组治疗结束以后，我还追着大夫问：“你说我们这是一种病，是不是在给我们心理安慰，好让我们放松下来，有利于戒酒？”他说：“那可不是，这真的就是一种病。”

从前没有人告诉我，我从医院出去之后该怎么做。我一直抱着一种希望：一旦脱瘾，我就能像正常人一样有节制地喝酒。第二次小组治疗的时候，大夫说：“你们得的这种病很厉害，是一种无药可医、逐步恶化、足以致命的疾病。想要康复，唯一的办法就是终身滴酒不沾。”听到这几句，我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表。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没有酒，我该怎么活着？第二个想法是：我根本做不到。我又感到绝望了。

我住院是奔着见识A.A.去的，但第一次开会，我就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组织。第一，我怀疑在座的这些人是不是酒鬼，他们看上去非常清醒。第二，我怀疑他们都是精神病。他们又是自我介绍，又是念祷词、读书，还手拉手地祈祷。我觉得他们比我的问题还大。但是那时候，医生嘱咐我参加，我妈也督促我，我还是坚持参加了几次会议。直到有一次，一位会员讲了他的故事。他说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从来没跟会员们讲过我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他把我这么多年内心里压抑的痛苦和屈辱都说了出来。我记得他有一句话：我只是一个病人，我不是一个坏人。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二科主任牛雅娟和同事们把诊室那么的一间房子弄成了一个酒馆的样子，给患者做线索暴露治疗（王旭华摄）

在六院住院的时候，我曾经哭过一次。我的医生问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戒酒，很多人都说是为了老婆，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但是我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喝酒，我会是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妈妈，也会是一个好老婆。我是一个好人，但是酒毁了我的一切，我要为我自己找回以前的我。

在A.A.，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的故事。那些戒酒一年、两年甚至快十年的会员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心里暗自发誓：哪怕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用这种方法康复了，我就要成为第二个。我太想不喝酒了，我太喜欢正常人的生活了，我太想抬起头做人了。

为了戒酒，我接受了大家给我的一切建议。老会员建议我连续90天参加90个会，我做到了；他们建议我找一位助帮人，我去找了。助帮人问：你能不能留在北京？后来她对我说，她问的时候心里都在打鼓，因为我还有工作，还有孩子，会有很多借口拒绝她。但我非常痛快地同意了，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康复，我将会失去我所有的一切。

我回老家收拾了行李，在北京的会场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条件非常艰苦。每天我都在阅读A.A.的书籍，梳理自己的感想。每次开会我都坐在第一排，主动要求报告自己清醒的天数，要求第一个在会上发言，在会后做服务工作。回想起来我觉得挺神奇的，那时候我又有钱又自由，有太多的机会能出去要上几个菜喝起来，但是我没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每次快满30天，我就开始盘算还有几天又可以去领一个清醒牌。领清醒牌的时候，助帮人会给我一个拥抱，所有的会员都会鼓掌，真是开心极了。

漫长的战役

但其实，所有这一切对于戒酒而言只是一个开始。最初，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多么漫长的战役。终于熬到一年的时候，正好是除夕夜，我在北京和会员们一起过的除夕。我当时的想法是，新的一年，我要赶紧回家，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离开北京，重新开始上班，处理破碎的婚姻。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感到生活上一塌糊涂，整个人难受得不行，眼看又要忍不住借酒消愁了。我妈看出来我不对劲，让我赶紧去北京。在那种快要崩溃的情况下，我仓皇逃回北京。我连火车票都来不及买，和查票的工作人员大吵了一顿，硬是挤上车补的票。后来和老会员聊起自己的感受，他们说：你现在相当于一个小婴儿，对外面世界的抵抗力是很差的。

嗜酒者戒酒后大都会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调适。过去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们的自我认知长时间处于一个错误状态，现在我们得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比“停喝”艰难得多。一开始戒酒的时候，我特别地自怜。我觉得原来我是病了，没有一个人可怜我，我才会落到那种地步。停酒一年的时候，我特别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想把我失去的所有东西都拿回来。我要努力赚钱，我要在事业上有个提升，我要给父母买房子。可是我发现，很多事情我做不到。这让我觉得特别难受。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一场网络会，抢到第一个发言。我哭着说，我觉得我活着没有价值感。为什么我戒了酒，生活中的一切却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那次分享之后，我好像突然开窍了，我想到，只要我还活着，我母亲就有一个健康的女儿，我儿子就还有妈妈，这也许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当我把我的价值期待降到这么低的时候，我释然了很多。

A.A.的书上说，酒鬼是心智不健全的。我好多年都不承认这句话。我觉得除了喝酒的问题，我比好多人都强。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我真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我虽然停酒了，但可能那段时间我的心智就停止发育了，有时候我可能还不如一个孩子，我得呵护它慢慢长大。停酒两三年之后，我才慢慢地理解，戒酒让我们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而正常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完美，它有喜怒哀乐，有不如意、不顺心。我们不可能再像喝酒的时候一样，只接受好事，坏事来了就用酒精对抗它。生活中有那么多酸甜苦辣，我以前不知道，是因为我只会逃避。小的时候，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我会哭闹，长大了，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我就去喝酒。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不会这样去面对生活。

图 | 摄图网

后来我逐渐开始学着保持内心的安宁，享受平凡的生活。A.A.的书里写道：“每当我出现情绪烦扰或犹豫不决时，我们都能稍作停顿求得安宁。”每次我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句话。我会问自己：你重新开始工作，身体也在好转，还有父母和家人，你还想要什么？当我在反复追问自己的时候，我真的能获得安宁。我不再对自己提出过度的要求，无端地施加压力。我学着活在当下，不再去懊悔过去，也不去期待明天，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心。我活得逐渐轻松起来，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有了起色，真的就是这么神奇。

为了戒酒，我在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工作。戒酒7年，我依然还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有些问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治疗。我知道，酒魔其实一刻都没有从我的身体里离开，我要做的就是一天又一天地扼住它的喉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要放开那些烦恼、自负和恐惧，单纯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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