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卫星居然被人做成大买卖，腾讯、阿里也插手了

创业者们闯入航天领域，中国的Space X与马斯克，会从他们中诞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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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国企业家》记者 王雷生 陈贝蕾    

文｜王雷生    编辑｜马吉英

谢涛的小卫星马上就快发射了。

按照计划，这颗重约5公斤、鞋盒大小的“少年星”将在8月初完成所有测试，根据发射场的计划不久将发射升空。而现在，正是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

谢涛在2015年创立民营商业卫星公司“九天微星”并担任CEO后，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天。配合摄影师拍照时，即便手握着的只是这颗卫星的模型，他兴奋的神情依然溢于言表。

“最近商业航天比较热。”谢涛笑道。

就在去年11月，另一家民营卫星公司天仪研究院发射了自己第一颗卫星——潇湘一号，跟它同箭的乘客还包括浙江利骓电子科技公司研制的“丽水一号”，以及创业公司科创航天的KS试验载荷。

在这场发射前不久，火箭创业公司零壹空间宣布获得上亿元的A轮融资；2017年4月21日，天仪研究院也宣布完成了接近1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两轮融资后，赛富动势、经纬中国、北极光创投、联想之星等知名基金均现身其中。

科技巨头们也动作频频。2013年至今，腾讯在美国投资了开采月球矿藏资源的Moon Express、致力于在外太空与小行星上开矿的Planetary Resources，在阿根廷投资了一家计划发射300颗卫星获取实时地球影像数据的Satellogic等公司。阿里巴巴也在2016年11月宣布计划在2017年发射首颗电子商务卫星“聚划算号”。

而在商业航天热潮兴起之源的美国，这股势头更为凶猛，迄今为止，超过12家卫星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低轨道卫星上网服务申请。2016年12月，软银宣布向卫星制造商OneWeb投资10亿美元，该公司计划发射720颗近地轨道卫星，到2027年彻底解决全球的宽带上网问题。另一家卫星公司Planet Labs已经开始大规模卫星组网，2017年2月和7月，分别一次性发射了88颗和48颗立方星，在轨卫星数量超过200颗。

创立15年的Space X也迎来收获期，2017年6月底，它实现了在48小时之内连续两次发射的记录，估值上升至120亿美元。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火箭创业公司Rocket Lab也在最近收获了7500万美元D轮融资，估值达到10亿美元。

这的确刺激到了中国创业者的神经，更让创业者们兴奋的是，国内政策已经开始松动。2015年前后，国务院等先后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商业航天领域。九天微星、天仪研究院、蓝箭、零壹空间等创业公司先后成立。

然而这条创业之路并不轻松。在大众意识里，航天一直是尖端科技、巨额投入的代名词，质疑和轻视从不曾远离创业者们的耳朵。中国的Space X与马斯克，会从他们中诞生吗？

“疯了”

真正让谢涛和九天微星名声大噪的，是今年5月与共享单车公司ofo共同发布的卫星发射计划。

创业造卫星，九天微星创始人兼CEO谢涛的“疯狂”想法马上将变成现实

按照这一计划，ofo将支持九天微星发射一颗民用娱乐卫星，包括四大娱乐功能，如VR高清全景相机，拍摄后合成VR视频，用户可以随时观看；自拍相机，用户上传照片，以地球或太空为背景拍摄太空自拍；LED灯阵，让地球上的人用肉眼看到卫星，利用灯光的闪烁频率进行互动，此外还有拍摄地面动态视频的凝视相机等功能。

最重要的，这颗卫星将搭载物联网多波束天线，初步开展ofo单车卫星定位监控与信息回传试验，实现小黄车直接定位与监控数据的收集回传。“未来ofo走向全球各个地方，可以通过卫星对车辆进行监控和数据回传。”谢涛说。

与ofo的合作始于去年秋，在中关村管委会组织的一场调研会上，谢涛遇到了ofo联合创始人张巳丁，两个人就开始讨论如何运用卫星物联网提升ofo单车的管理和体验。今年2月，谢涛见到了ofo创始人兼CEO戴威，一直对太空探索很感兴趣的戴威用一个半月就敲定了这个合作。

计划发布后，很多合作伙伴开始找过来，这让谢涛很高兴。实际上这一次卫星创业本身就充满了惊喜。

2014年，谢涛离开了工作十年的航天系统单位，加入一家从事宇航文化教育等业务的公司。不久，他想要做一颗众筹卫星，让创客和学生一起参与。他跟朋友聊这个想法，结果“做着做着体系越来越完整，思路越来越清晰”。

但有件事他没把握，“小卫星做出来能不能发射上去”？他给负责发射工作的前同事打了个电话，同事的第一反应是，“你这是疯了”。

“你不要管我是不是疯了，如果我要做一颗小卫星，能不能帮我发射上去？”谢涛问道。“这个事之前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干过，有难度，但是不一定不行。我去问问。”同事回复说。

一个多月后，同事打来电话，“问题搞定了，如果你们真的搞的话，从政策等方面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2015年，谢涛正式创业成立九天微星。

不过早期融资并不顺利，他向几百家知名投资人投了商业计划书，上百家有意向，谈了几十家，做了无数场路演，却少有人投。一次，有一个深圳的投资人专门约谢涛见了一面。投资人很真诚地告诉他，“我很看好这个项目，但是内部讨论时，大家觉得这个项目很可笑，觉得创始人是一个疯子，所以我特意来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疯子，聊完觉得你很理性也很有逻辑。”但最终这个投资人依然没有投。“很多人看不懂。”谢涛说。

也是在2014年，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张昌武看到了Space X的爆发与航天政策放开的趋势，他与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曾在欧洲航天局任职的吴树范教授等人，探讨是否有可能让中国的航天器走出去。但当时政策受限，这一想法并不可行，他们转念一想，为什么不自己组建团队做一家火箭公司，为国外的小卫星客户提供发射服务呢？

2014年下半年，张昌武和朋友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调研，包括国内航天技术人才储备，供应链体系的开放程度，配套保障能力，以及国际市场对来自于中国的运载火箭企业的看法。

“还是蛮难的，还是蛮难的。”张昌武重复着这一结论。他发现，国内运载火箭的人才、核心配套等等都在航天系统的国企手中，能否开放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但他也看到，在民间也有不少上过太空、能通过严格考核的民营企业，有实力提供一些关键系统配套，同时国际市场的客户对于高成功率的中国航天印象很不错，即便是一家没太多经验的中国创业公司，他们的心态也非常开放。

“在航天领域，发射这个痛点实在太痛，严重地制约着卫星行业的发展。”张昌武说。

2015年，民营商业火箭公司蓝箭注册成立，张昌武担任CEO，创始团队成员还包括吴树范以及两位在航天系统内从事发射和对外合作的朋友。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找人。中国的航天人才，几乎全部都在体制内的航天院所，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和收入也还不错，有的单位甚至还会分房子，谁愿意出来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公司呢？

但不乏愿意尝试者。体制内的从业者也看到了政策开放的信号，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尝试自己想做的事。一旦某个“关键人”加入进来，就会带动几个朋友同事加入。

“有几个技术大脑加入进来以后，大家就会慢慢地形成自己的信心。另一方面加入到创业企业，会有公司股份的激励，所以他们是作为一个主人来加入的。”张昌武说。

两年多的努力，蓝箭组建起来了50多人的运载火箭技术团队，这也被张昌武认为是最珍贵的资产。在他看来，未来三年商业航天行业竞争的核心壁垒就是人才。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属于稀缺资源，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有太多的人能组建成一个完整的团队。

与找人同样重要的，还有确定创业的方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卫星？火箭要为什么样的客户服务？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卫星公司天仪研究院、九天微星，还是火箭公司蓝箭，选择非常一致，“避开国家队”。

在卫星领域，传统的通讯、导航、遥感三类卫星占比最大，也是国家队最聚集的领域。“如果要发一颗比国家队的分辨率更高的遥感卫星，这实际上就是跟国家队竞争。”天仪研究院CEO杨峰说，“但我们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比得上中国航天这个精英群体五六十年的积累。”

天仪从科研卫星切了进去，满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太空实验需求，在以前这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九天微星的第一颗卫星与中国科协、宋庆龄基金会等合作，从少年教育、娱乐等入手，未来将向物联网通信发展；而蓝箭也另辟蹊径，主要为国外的卫星公司提供发射服务，不与国家队竞争。

“中国商业航天的机会，在于要做那些传统航天不做、不屑于做或者不够精准的东西。”航天行业咨询公司——千域空天创始人蓝天翼说。

打上去，活下来

自主研制并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之后，杨峰已经摸清了所有的流程。

天仪研究院创始人兼CEO杨峰的电脑上，贴着天仪已经发射的两颗卫星的LOGO

第一个主线是当收到客户研制卫星需求时，分析客户需求与可行性，进行卫星设计，采购所需部件，总装，然后“过五关斩六将”般地完成多项测试，合格后送往发射场。

第二条主线是申请卫星频率，用于测控和数据传输。这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并且常常会演变成国家与国家、公司与公司之间残酷的“战斗”。保险起见，官方建议的时间是提前18个月就要开始走流程。

第三条主线是申请发射，看一看预期的时间附近有哪枚火箭的发射计划，给卫星提前买好座位，这个过程同样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还包括测控站租建等等问题。

卫星发射升空后，天仪的工作还有对卫星进行运营维护。“我们造卫星，但不卖卫星，我们卖的是包括需求、研制、发射与运维的一站式服务。”杨峰强调。

尽管现在觉得造卫星跟造手机一样简单，天仪第一颗卫星制造的过程却充满了挑战。

一开始，从航天系统出来的经验丰富的同事觉得造颗小卫星根本不是事儿，但开始干起来发现情况不对，“以前在一个大体系里，那么多人、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设备来干，当然很容易。现在所有的条件都剥夺了，没人、没钱、没有资源，就很艰难。”杨峰回忆道。

但卫星的机票已经买好了，没有推迟的余地。到最后冲刺阶段，在一楼做测试的工程师们已经爬不上去5楼的宿舍，只能在一楼的行军床或地铺上凑合一会儿。

好在2016年11月，天仪第一颗卫星顺利升空，天仪也达成了“第一年正式运营就拿到融资，第一年就造出卫星，并且在第一年发射升空”的目标。

一颗10公斤左右量级的小卫星，从需求分析、研制、测试、发射、运维，一整套费用下来，天仪对外报价只有600万。如果卫星在空中出现问题，杨峰保证“免费做第二次”。而之所以可以将成本降到如此低，除了像其他商业卫星、火箭公司一样，使用货架类产品（军用或工业级器件，非宇航级航天专用产品），进行标准化采购和生产等模式之外，天仪研究院还有很多他们不愿意透露的新方法。

天仪瞄准的是科学实验市场，依靠“特别快、特别便宜”的优势帮助客户完成“特别小”的实验。在这一细分领域，天仪也实现了“正向现金流”。

九天微星的模式略有不同。谢涛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卫星的应用上，在卫星产业链上，九天微星主要做的是客户需求的获取、卫星设计、供应链采购，而之后的集成、总装、测试等环节，全部与传统的航天科研院所合作。

“我们的价值体现在运营和研制的核心环节。主要三个层面：第一，地面的应用终端和应用系统；第二，做卫星的芯片和智能化部分，提升整个卫星的智能化、AI化；第三，卫星总体的设计，以及基于批量生产的设计。未来如果要跟OneWeb竞争，人家是一次批产800、900颗，所以要批量化设计生产。”谢涛说。

九天微星的业务也更加多元，如前所述以科普教育为主的“少年星”、与ofo合作的娱乐星，还有雄心勃勃的“全球物联网星座”和“全球互联网星座”计划，前者由60颗50公斤级的卫星组网而成，后者组网卫星数量将达到800颗，单个卫星重量也达到150~250公斤。

不久前，谢涛正式对外发布了“一带一路共享卫星星座计划”（也就是全球物联网星座），根据这一计划，今年将有两颗试验卫星升空展开技术验证，2018年6月通过1箭7星验证卫星组网运营能力，在3年内快速部署完成60颗低轨物联网卫星星座。届时整个星座单日数据采集次数高达5亿次，为一带一路上国家或企业的重型机械、固定资产、物流运输、无人设备等提供位置及状态信息监控。

“卫星星座简单说只有两件事儿，一个是打上去，一个是活下来。打上去就是要解决设计、研制、发射与资金的问题，第二个是怎么活下来，要运营挣钱。”蓝天翼说，“打上去，对于卫星制造商来说，大头儿的钱就拿到了，但是对于卫星运营商来说只是刚刚开始，需要用剩下的时间把付出的成本挣回来。”

在已经发射的商业卫星中，不乏上了天之后依然找不到客户的例子，每一天的折旧都是不小的成本。美国铱星公司便是最著名的失败案例之一，20世纪末，这家公司发射了66颗通信卫星，为人烟稀少、没有手机信号的客户提供通话服务，但到了空中才发现，这类消费者群体规模很小，难以实现盈利。耗费50亿美元之后，铱星公司宣布破产。

“在每一颗星发上去之前，我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卫星的成本挣回来，还要有盈利，在发上去之前就知道用户是谁，怎么跟用户的需求结合。”谢涛表示，“把它弄上去再找客户，这个事情就会很惨。”

难度排名前三的创业

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动打乱了蓝箭CEO张昌武的计划。

除了继续想办法采购发动机，蓝箭创始人兼CEO张昌武希望尽快把固体火箭打上去

在蓝箭的火箭研制的关键阶段，火箭发动机制造商突然宣布，不再允许对外提供发动机。这让他的火箭一下失去了最核心的“心脏”。

创业两年多，组建完整的火箭系统配套供应链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2017年1月，在经过三个多月的评估之后，丹麦小卫星公司Gomspace与蓝箭签订了发射服务协议，按照合同，蓝箭将于2018年使用自己的火箭完成此次发射。

但现在这一计划势必因发动机问题受到很大影响，发动机停供事件，也让蓝箭意识到掌握自有动力系统的紧迫性，动力研发团队也进入了快速扩充过程。“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需要克服的各种问题都在预期之内，我们不会放弃。”张昌武说。扩张动力系统团队的同时，蓝箭仍然在努力争取采购发动机，并尝试尽快先打一枚固体火箭上去。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整个火箭研制和发射的流程“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链条”。如何进入发射场、获取许可证、与测控站对接、火箭与卫星接口协调等等，涉及的环节非常多，如果这枚固体火箭成功发射，一方面能验证自己研制火箭的技术和能力，也能验证自己把全流程走通的能力，“将是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

实际上，发动机停供的风险早就在业内人士的预料之中。作为与导弹非常接近的产品，一直以来，火箭发动机等咽喉环节一直牢牢掌握在少数几个国企手里。并且由于技术敏感性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中国企业也很难从国外获取火箭发动机，这使得火箭的供应链看起来十分脆弱。

观察人士也常常从埃隆·马斯克的Space X公司发展中总结火箭公司的风险，第一条就是，火箭公司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到发射成功的那一天。众所周知，一枚火箭成本动辄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而Space X是在创业6年、经过3次发射失败后才成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事后马斯克坦承，Space X当时的预算只够发射3次，如果第4次再失败公司就将破产。

2002年，马斯克通过卖掉上一家创业公司的股份，获得1.65亿美元税后收入，其中1亿多美元都被注入到了（按照当时汇率约为8亿元人民币）Space X。美国另外几家火箭相关公司也都财力雄厚，如Blue Origin（蓝色起源）是拥有852亿美元净资产的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一手创办的，Virgin Galactic（维珍银河）背后则是个人财富超过30亿英镑的理查德·布兰森。

当然也有白手起家的典范，成立于2006年的Rocket Lab USA（美国火箭实验室）经过不久前的D轮融资后，累计融资已达到1.48亿美元，估值达到10亿美元。

但国内的民营商业火箭公司里，公布的融资最多也只有1亿多元，如果出现Space X那样的挫折，要想撑下去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

第二个风险就是无法掌控的政策风险。尽管从大的方向而言，国家已经明确表示鼓励，但在具体政策细节流程上尚需完善。比如商业火箭如何进入发射场，这直接关系到火箭能否走完“最后一公里”。

竞争也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在国内，2016年2月，航天科工四院所属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4月签订首单发射服务合同，8个多月后就发射快舟火箭履约完毕。有媒体报道，国际市场上火箭搭载1公斤载荷要价为2.5万~3万美元，快舟火箭的标价仅为1万美元。而在国外，已经成功实验火箭回收技术的Space X、采用3D打印发动机的Rocket Lab也在不断拉低火箭发射的成本。

“目前在各个领域创业里面，我们的创业难度排名前三。”张昌武话锋一转，“但这也让我们对自己事业更有信心，这个行业全中国没有几个团队能够做得起来，一定会有民营企业从中崛起，它也一定不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行业。”

赌一把

尽管风险巨大，但依然有投资人愿意挑战。

原联想之星合伙人、现百度风投CEO刘维就参与了天仪研究院与火箭公司零壹空间的天使轮融资。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卫星行业确定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那发射卫星的火箭公司肯定有机会。“火箭风险很高，但不是简单的冒险，而是一个个子系统的试验，一点点把技术积累起来，形成的门槛也很高。如果成功了，这家公司就会明显走在前面。”刘维说。

在蓝天翼看来，火箭公司虽然风险和投入很大，但它的商业逻辑相对简单，后期的回报也非常诱人。以Space X为例，截至2016年其手中的订单已经累计达到1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2016年Space X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8亿美元，运营利润将达到5500万美元。

受到硅谷对Space X追捧的影响，赛富动势合伙人金凤春之前一直在看国内的火箭公司，但观察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出手，“火箭公司有两点困难，一是火箭的研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同时还不一定有收入，前期很煎熬，国内的公司除了搞火箭之外，需要有别的业务产生现金流，把团队养活；第二个就是政策层面还需要观察具体的走向。”金凤春说，“不过我们还在看，我特别想投一家火箭公司。”

蓝箭、天仪和九天微星都意识到了金凤春提及的第一点，三家公司也都通过各自的方式获得了收入。

如果还以Space X为参考对象，对于火箭公司而言可以想象的空间也不仅仅是发射业务的收入。2016年11月，Space X被爆出正在申请一个大型卫星网络，包括4425颗小卫星，为全球用户提供宽带服务。按照马斯克的计划，卫星互联网业务的收入将在2020年超过火箭发射业务，到2025年为公司带来300亿美元的收入，达到发射收入的6倍。“在这个一年只能带来45亿收入的火箭发射市场上，利用卫星提供互联网服务显然能证明Space X更高的估值。”一位专家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说。

也有业内人士对火箭创业非常不看好，航天加工程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雨菲在回复的书面采访中说：“明确地说，已经宣布要搞火箭的国内‘商业火箭公司’，没有一个能成为Space X。原因是，在现阶段，这些企业一没有得到过任何政策扶植；二，未掌握任何一项火箭的关键技术；三，未拥有足够的技术人才、特别是总设计师级的领军人物。”

北极光创投合伙人黄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对于火箭类的创业公司我个人并不看好。站在国家安全角度，火箭的制造技术应该是严格限制的，因为火箭和导弹的研制技术类似，一旦体制内外溢火箭制造技术的人才，也就是说导弹技术向社会大规模扩散，这甚至会引起航天的政策逆动。另外，火箭所用的发射基地中，目前文昌、酒泉、西昌、太原都是优先保障国家任务的，发射基地的准入许可有一定限制。”

相比较之下，卫星行业风险看起来反而没那么大了。金凤春的团队看到天仪研究院潇湘一号发射后，就主动找了过去，一两个月就走完了流程，3~4个月完成了打款。除了天仪从科研切入、每颗卫星都能回收资金的商业模式，打动他的还有卫星行业潜在的想象空间，“卫星更接近于市场，接近于民间的需求，未来不管是To B的通信遥感测绘，还是To C端都有可能会起来。”他也看好微小卫星星座未来在通信行业的应用，“物联网大发展以后，窄带通信、海上通信、飞机互联网通讯等等应用场景会很多。”

刘维将微小卫星视为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在他看来，卫星将与地面摄像头、低空无人机、高空无人机一样成为一个重要的数据获取平台，他希望微小卫星能够成为“太空里的大疆”。为此百度风投也在卫星和高空无人机、卫星地面测控站以及星上载荷等三个层面加紧布局。

但在未来的图景达成前，商业航天公司们最现实的问题，是要融到足够多的钱支撑自己的发展。

对于投资人们而言，拥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以及拥有很强的融资、运营执行能力的团队才是他们最看好的，无论什么样的公司，都要有“很强的节奏感”，知道什么时候该引进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对研制进程和融资时间的把控。

刘维将融资能力视为火箭公司的核心能力之一。他建议，除了股权融资之外，火箭公司还可以通过债权、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各地政府、战略投资者也都可以成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订单融资，Space X在第一枚火箭发射前，就搞定了十几单发射合同，预付的定金成为重要的研制资金来源。

另外，火箭公司也无需自己背负所有的成本，通过资本、商务合作等手段，请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一起分担风险，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在商业之外，火箭和卫星的创业也开始逐渐有了战略意义。目前，高轨卫星资源已经被瓜分殆尽，美国、欧洲等国家地区的卫星公司已经开始大面积地向低轨轨道“撒土豆”，Space X、OneWeb、Planet等公司公布的发射计划已达上万颗。

“现在正是低轨卫星占据轨道资源的1.0时代。按照国际外太空条例，轨道资源谁先占有利用就是谁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算是为国家占据低轨卫星轨道资源。”谢涛表示。

谢涛不久前刚刚去欧洲招了5个博士，他准备在欧洲、美国、新加坡成立3个研发中心，把NASA、Space X、OneWeb等顶尖机构和公司的人挖过来，尽快追上世界前沿水平。第一颗星发射后，他也准备适时开启A轮融资。“现在，我们应该更有爆发性，更快地增长。”谢涛说。

天仪也早早为今明两年的发射买好了票。在长沙的总部里，5颗卫星正摆在实验室里一起加紧研制。杨峰透露，天仪明年的计划是发射15颗卫星，“在航天市场里，真要进入太空了才是硬道理。我们要做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内最快的。”

他也调整了自己对未来的预期，今年4月末的A轮融资发布会上，杨峰说，“中国未来三到五年也会出现商业航天的热潮。”而当这个问题再抛给他，他没有丝毫犹豫：“两年左右，就会有一个中国的商业航天热潮。”

（王雷生 wangleisheng@ic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