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中,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外国专家局高级文教专家。1991年起历任英国威尔士大学研究员,1998年担任剑桥大学Clare Hall学院终身成员,2004年担任英国牛津大学The Ramsay Research Centre高级研究员 ,2008年起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2013年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由于我多年来在英国大学工作,感受到他们在学科设置、学术发展方面的限制和弊端,但也了解他们在这些方面的长处和优点。回来这几年,遇到了我们在学术发展、思想创新方面的问题,也引发了自己的认真思考。
1. 为什么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里哲学的二级学科之间具有相当大的距离,难以实现真正的沟通与融合?
大多数学者似乎习以为常,把自己归属于一个教研室和一个特殊学科,而对其它领域的问题关注不够,很难形成哲学研究的合力。这究竟是学科体制或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植根于我们文化中的观念?
为什么在国内人文学科中,我们比较难于建立起一套相对客观的、公正的学术评价体系?毋庸置疑,人文学科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不同领域不太容易形成共同语言和话语系统,相互之间的评价也会因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差异而相去甚远。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但比较而言,西方在人文学科学术评价上还是基本形成了大致一致的评价体系。英国大学每4-5年也要进行学科科研评估(RAF),也有国家人文社科基金(AHRC)项目的申请等等。对于科研评价他们的做法是形成一个专家委员会,然后组织各个高校提交科研成果,每人不要多,就四篇东西,或者是文章或者是著作。这个评级无论对学校,还是对个人都非常重要,比如评到四星级的,你所在学校得到的科研经费会比三星级的经费至少多3倍,如果评到三星级以下,科研经费、职称升级都会很困难。
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梁启超(1873.2—1929.1)有言:“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作为社会的公器,学术应传播知识、传递文明,学术评价体系理应力避“爱有差等”。
虽然面对如此复杂的评价,但大家基本上还是认可专家委员会所给予的评级。这可能与他们对维护学术独立、学术声誉非常重视有关。如何能在国内建立起类似的评价体系?在这方面,西方的做法对我们有没有借鉴意义?我们的人文学科评价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学术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
2. 关于中国和世界
我一直的观点是,中国一定是“世界的中国”,不仅仅是“中国的中国”。如果仅仅把中国看做“中国的中国”,那就失去了中国文化容纳百川的情怀,也失去了中国要作为未来大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基本立足点。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大家可能在表面上、书面上都赞同,但我觉得,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陈来老师也说,中国现在学术界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也为世界所瞩目。我认为也确实如此,在这几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哲学、伦理、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哲学能不能为西方人所接受或者承认,或者融为一体,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一次我和德国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差异,他说:你说的不对,只有一种哲学;因为他认为无论是文化的特点,还是别的什么,都得用同一套标准来评价,否则这个“哲学”自身可能就会变得很混乱。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西方学者的固执己见,以西方学术的标准为标准,要求其它文化和思想符合他们的学术标准和体系。但这里面是不是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即世界各国之间的学术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能不能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评价?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会不会走向相对主义,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如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二十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的标准,现在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标准和学术话语体系,如果他们不接受或有异议,我们该怎样做?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强调中国话语权时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3. 在中国的学术思想里面,创新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在西方大学每年也要评审博士论文,主要标准之一就是该论文是否为人类的知识做出了贡献。要达到这个标准,就要要求学生把现有的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无论是英文的、还是其它语言的,都要有一个基本了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说这个人不是在做前人已经做过工作的重复,而是有了一点新发现、新理解或新解释。对一个博士生来讲,这些发现可能并不是很大,可能是一个新的视角,也可能是一点新的阐释。但只要能有这一点,我们就认为算是达到博士论文的最低要求。
在国内,大家都知道博士生招生的量远远超过西方,我不知道咱们北师大有多少博士生,人大哲学院每年大致招65个博士生。我们到美国访问时发现,即使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拉特格斯大学哲学系等排名前几名的哲学系,每年一般是招收五六个,顶多七八个。当然,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学生想读哲学博士,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具备攻读哲学博士的素质和潜力。我们培养博士的标准是什么?在培养学生、思想创新等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去衡量?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已经成为博士“大国”,博士帽曾经耀眼的光环随着“博士无用”的争论而暗淡。
4. 中国学术如何能够更好地走出去的问题
这几年,作为评审专家,我也参与了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的项目评审。至今,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华学术走出去做得还远远不够。这里有一个语言问题,西方大学里除了汉学家外,能直接阅读中文的几乎没有,因此他们了解中国学术就需要有翻译成英文或其它通用语言的中文文献,而这方面就我个人所知,国内知名学者、有创造性的思想,外国了解的还不是很多。
在我的领域,我看到了陈来教授关于中国原始思想与宗教和儒家哲学方面的译文和介绍,赵汀阳关于天下观的研究,李学勤关于早期中国考古发现的论文、曹峰关于出土文献的研究等等。因此,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学术贡献了解不够,个别人甚至会产生不正确的评价——中国的学术在过去而不在现在。
2002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一块儿谈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他说,第一,我现在不需要到中国去;第二,我也不需要买中国现在出的书。对他来说中国现在出的书好像都没有什么价值,牛津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足够了。当然,这是他的观点。他作为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算是老主任了,几十年与中国学者的接触、学生的接触可能使他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不是全面,是不是确实,大家都有个评价。但是他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还是值得我们深思。
我个人看法是,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和思想的了解大部分还是来自海外华人学者,如陈荣捷、秦家懿、杜维明、成中英、刘笑敢等人的著述之上的。这些学者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思想文化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思想、中国学术走出去、中国学术在世界上建立其自己的话语权方面并能影响其它国家的学术与思想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唐/王维(杨志/绘)
5. 世界一流学科的标准是什么?
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但同时中国学术思想的成长、成熟提出新的标准、新的形态,这样在学术话语权问题上就会出现新的不一致。过去一百年来,我们的大部分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都是在西方或国外学术影响之下形成的,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一切以西方标准来判断肯定不能为我们所接受。但同时,自说自话也不是学术发展、思想融合的方法。中国的现代学术思想已经在中西交汇中形成,要想重新回到中国古代学术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设定学术进步、思想发展的尺度?
现在国内各个大学,从教育部直属高校到一般院校,大家都信心满满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但是,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呢?现有的文件提出来要实现两个标准的统一,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世界一流。那么,“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这种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两者一致,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如在科学、工程、医学和一些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处于世界前列大家都有明确的看法,但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样的一致性是很难的,出现不一致该怎么处理?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发展这样的特色是成为其它文化认可的前提之一,但仅仅如此,恐怕还不够,还要使得这样的特色为其它国家的学术所承认、所接受才行?人文学科有价值观方面的标准,我们应该拒斥学术偏见,但另一方面在学术的广度和厚度方面也应该有世界公认的标准,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和思想还是要耐下心来,既不唯西方是从也不简单拒斥优秀的外来文化,而是在中西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道。这首先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学问。
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弯道超车”,意思是后发展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可以有一种捷径走。但如果把这样的方法也用到学术界、思想界就不一定很合适。在我们没有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学问,还没有把思想的厚重、学术的水平提升上来之前,在还没有把我们的思想、学术、学科建设与世界学术、思想交融交汇,然后彰显出自己的特色之前,我觉得至少在学术领域还是不要提倡“弯道超车”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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