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年轻人开始报复性存钱

“你们报复性消费吧，我要报复性存钱。”

文 | 崔一凡

编辑 |  金赫

封面来源 |  IC photo

来源 |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人们普遍说不清楚，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疫情蔓延的几个月里，一些被戏称为“后浪”的年轻人掉头转向，过上原先被他们不屑的、像爸妈一样的日子。我接触了其中的一些，他们把最近几个月的支出截图给我看，一条陡峭的下滑线，无一例外。

一位住在燕郊的女士注销了信用卡，卸载了所有引诱她借钱的APP。有人为了省钱，搬到月租400块的十平米小屋。不少原先大手大脚的年轻人，卖掉积攒多年的奢侈品，回笼资金。疫情影响了一些人的生活，也即将影响另一些人。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应激反应，或者物理上的形变问题，就像一块橡皮遇热膨胀，遇冷收缩。疫情总会过去，北京的快递小哥又可以上楼送货了，但世界不一定恢复到原来的样貌。

2020年五一，是自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之后最长的五一假期。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不过是个拉长版的周末。没有前浪们所以为的“去遥远的地方旅行”，他们待在家里，做饭、陪陪家人，最多散步，对任何需要花钱买来的快乐，敬而远之。

这波后浪决定投奔另一种生活时，所表现出的决绝让人惊讶。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一位在苏州工作的摄影师吃了一个月泡面，他以前可是过个生日能花四万多块的主儿；一位月入三万的年轻编剧索性离开北京，回长沙老家生活。

于潇镜头下的昔日香港，疫情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观

四月的一个下午，26岁的Ivan打开堆满衣服和包包的衣柜，她一边自言自语回想究竟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东西，一边把这些看起来很陌生的衣物一摞摞摆在地上，几只包扑簌簌掉出来。

她撑起一件Play的T恤，衣服有点皱了，但商标还没剪掉。“在日本的时候，花一千多买的，”她有点想起来了，拍好照，上传咸鱼，一百五出了。

一只红色的巴黎世家铆钉机车包，买的时候一万多，一次也没背过。还有那双Miu Miu的芭蕾单鞋，原价六千多块，穿过两次，不舒服，索性全都卖了。

“现在我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动物森友会》。”她笑说。

生活突然刹车之后，难免有些进退失据。如果不是疫情，Ivan可能会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2020年。首先和男朋友分手，然后是换工作，她觉得现在的工资配不上没日没夜的忙碌。或许还能趁着找工作的空档去趟非洲，她一直想看肯尼亚的动物大迁徙。但疫情一到，分手的进程被打断了。两个人在一起，吃穿用度平摊，能降低生活成本。

几周前，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失业，她安慰了一下午，回过神来想想自己，好像也没那么安稳。五一放假前，她收到领导通知，今年的预算要大幅减少，“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突然说让我走人，我也不会太惊讶。”

Ivan和男朋友租着北京三环的一室一厅，共同生活的还有一只七岁的美短猫。离开大学校园4年，Ivan没能攒下钱，也从来没想过攒钱。她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工资不算低，每月挣多少花多少。以前，每当爸妈要她节制消费——至少别把钱全花在买衣服上，她不以为然，“要不然挣钱干嘛呢？”人生是用来享受的。

疫情期间宅在家里，25岁的安杨和女友的月开支从两万多下降到五千。他回想起从前，一个月最多花掉十几万。如今疫情逐渐退潮，他却不想再燃起消费的欲望。他取消了今年所有的旅行计划，换季了也极少买衣服。

近几个月，安杨的月支出断崖式下跌

安杨是编剧，声音温润，聊起之前的消费经历滔滔不绝。他们租住在望京，房租每月一万二。选择这里，是因为多出一间空房，可以作为单独的储物间。几年下来，里面堆满了东西，不少连快递盒都没拆开。他拿到咸鱼上卖掉，没拆封的Bose耳机、音箱，直接砍掉一个零出手；从来没吃过的网红零食，一箱箱往朋友家里搬。

三四月份，“报复性消费”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骤然提高。好像被闷在家里的每个人都饥渴难耐，只待发令枪响，就会撒钱把店铺搬空。安杨表现得不以为然，“你们报复性消费去吧，我要报复性存钱。”

疯狂消费的确曾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剂。他们不断地买包、化妆品，或者是什么能刺激神经的东西，“只有包在橱柜里，你又知道你能买得起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

年轻的人们总是擅长事后反省，常用的说法是：“当时太年轻了”、“太蠢了”或者“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但实在讲不出事情发生时究竟在想什么。“就跟你说话这会儿，我手边桌子上摆了三台苹果电脑。”安杨在电话里说，“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买，好像一出新品自然就买了，但明明我一个人只能用一台。”

在北京、上海或者香港，大城市里霓虹灯照得到的地方，每一块耀眼的广告牌都藏着年轻人们遏制不住的消费欲望。现代的社会不止生产商品，事实上，它更擅长生产欲望和幻想。

遇到一个陌生人，不少人会先通过衣着评判对方。刚工作时，于潇去见一位来自广州的客户。两人还没打招呼，客户先走到面前三米处，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她穿一身九百多块的职业套装，配一双高跟鞋。客户没做过多表示，之后的合作也很顺畅。这意味着在“第一印象”这一栏里，对方给她划上了对勾。这件事对她影响很深，“穿什么”这件事很重要。

于潇供职的金融公司位于香港中环，香奈儿、卡地亚等一众奢侈品店包围着写字楼。几年时间，她从旅行时“舍不得吃当地特色螃蟹”的女孩，变成奢侈品店的常客。销售员反复向她推销，从“25岁是女人开始衰老的年龄”聊到“新款护肤品多买多送”。最近重温《穿Prada的女王》，她发现里面的每个品牌都认识了。

我问她，“为什么这些东西的吸引力这么大？”

“每个女人一生都要有一件香奈儿嘛！”她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广告词。

于潇的柜子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论述过消费的逻辑：“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Ivan承认，自己之前的绝大多数消费，都是彻头彻尾的智商税。她在日本读大学时，小姐妹们每天在一起聊的话题，基本上离不开当季新款。

“其实我买的已经不是一个包了，买的是社交货币。”她说。比如那件巴黎世家的机车包，她从来没觉得好看，大红色的皮面显得人像个爆发户，买来之后一次也没背过。

年轻人迫切地需要证明自己。安杨刚刚25岁，是同龄人里最冒尖儿的那一批。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跟过大导演、大编剧，职业生涯的开端十分顺遂。2017年，影视行业正红火，他接下一部网剧，一个月赚了24万。这是他毕业后挣到的第一笔大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理所当然地要过上公众号里说的精致生活。

他去了一家著名酒店里的健身房，雇了一位私教，一个月私教费三万，直接买两个月。他去高档服装店里挑了几套入眼的西装，让服务员包起来，每套一万多，刷卡结账，“当时都没有心疼的”。

“那种意义就是我证明了我自己，我有点爽感。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看的爽剧，男主角壁咚一下女主角，观众就爽了。”安杨说。

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90后负债率非常高，近三成人以贷还贷——安全感可能是唯一的解释，他们都有为他们生活兜底的家人。但疫情之后，事情露出了本来面目。这通常会让人感到恐惧，然后是巨大的自责，问问Sean就知道了。如果非要用什么词来形容以前的自己，Sean觉得，应该是“愚蠢”。

Sean 24岁，朋友们评价他，是个仗义且好面子的山东人——每次吃饭都抢着结账那种。去年生日，他邀请了二十个朋友吃饭、唱歌、洗脚。大家一起哄，他也有点上头——“我这个人，人一多就挺爱慕虚荣的”。一晚上花去四万多，到最后，“这个卡刷起来感觉不是自己的一样”。

那时他正跟着台湾老板做奶茶店，光景好的时候，月入两万，在苏州算是不错的收入。尽管如此，生日宴之后，他连吃饭的钱也没了，不得不再次向父母伸手要了一万块。

Sean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喜欢受约束的人，讨厌朝九晚五的生活。毕业之后，他做过网店，卖过奶茶，干过服装代理，跌跌撞撞好几年，赔了十多万。每次都是斗志昂扬开始，灰头土脸结束。当然，试错的成本由家人支付。

“我当时那种心态，说实话，并没有很大的赚钱欲望。”Sean说。更重要的是体验人生，“现在年轻，得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想做服装，立马联系厂家进货；想搞摄影，马上下单摄影器材，“想都不想就直接干”。他不怎么看银行卡余额，有钱就花，天塌了有爸妈撑着。

但过去几个月，他们撑不住了。

Sean的父亲从事装修行业，去年不慎摔折了胳膊，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妈妈做些小本餐饮生意维持家用。疫情开始后，父母的收入被截断，他的摄影工作室也三个月没接到一单。第一次，他因为没钱而感到恐慌。有天晚上吃饭，一家三口围坐在家里的小桌上，母亲突然开口，“得想想办法了。”他抬头看着母亲，“再这样下去，我们家连下个月房贷都还不上。”

那个月的房贷，最终是靠父亲找亲戚朋友借钱还上的。父亲和他一样，要面子，他觉得从那之后，父亲就没有一天开心过，每天抱着酒喝。一天晚上，他坐在父亲面前忏悔，“我这几年我太后悔了，我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怎么样，根本想不到家里人。”

像是酒醉中猛然清醒过来的人，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主动找原先的客户约拍，没人回复。他索性去当起兼职外卖骑手，一单七八块钱。挣得不多，累得不行，但好歹赚了些生活费。

兼职送外卖的Sean和他18块钱一碗的盖饭

所有的“清醒”都源于眼前的危机。对那些高收入的年轻人来说，危机戳破了往日用金钱堆砌的泡沫。因为疫情影响，于潇的收入锐减八成，日常的午餐从海底捞降格成普通港式茶餐厅，几年来第一次买了只2000块包，她已经很久没看过一万块以下的包了。她和朋友约定，“按住彼此的手，抛弃奢侈品”。她甚至强迫自己在家做饭，意外地发现，自己做的饭竟然还挺好吃的。

安杨发现，这个世界正在变化。他做外贸的叔叔正在快速收缩止损，朋友的公司举步维艰，而房产中介开始不断催促他买房。作为影视从业者，在可预见的未来，影视项目会大量减少。影视公司会倾向聘用价格更低廉的编剧，甚至是在校学生。

他的同行们一改往日大手大脚的习惯，突然间“什么也不买了”，连外卖也不点，天天在家做饭。他们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住便宜房子。有位制片人朋友还给自己制定了攒钱计划——每天要储蓄当日花销的十倍——花50块钱点一顿外卖，就要存500块钱进特定的储蓄账户。

2020年春节，安杨的爸妈赶在疫情前来北京陪他一起过年。爸妈告诉他，高中同学在长沙当公务员，每天散着步去上班，还有时间去公园里跑步，“心里乐滋滋的”。虽然赚的不多，但没什么开销，已经攒下两套房的首付。安杨看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在北京漂泊多年，多的时候月入六位数，但如今卡里只有三万，这些年的辛苦换来一副脆弱的颈椎和腰椎，除了所谓的工作经验，其他什么也没有。

“我赚这么多，然后再全部花掉，那我等于没有赚嘛。”几天后，房东打来电话，催他交下个月房租。他当即决定离开北京，回长沙生活。

他决定逃脱“拼命工作—拼命消费”的循环。“我减少我的欲望，减少我的需求，然后尽可能给自己提供足够强的自我保护的壁垒。我把我的护城河筑得足够宽，尽可能减少世界的变化给我带来的影响，这件事情是我现在努力要去做的。”他说。

事实是，一个人需要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尽管衣柜里堆满了各种名牌衣服，但Ivan最喜欢穿的是一件没牌子的T恤，大学时参加活动送的。T恤早已洗褪了色，袖口和领口破了几个洞，线头乱往外冒。她还是喜欢，就拿它当睡衣穿。

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月，安杨的信用卡账单断崖式下跌。看着干干净净的账单，他突然发现，原来两个人每月只花五千块钱，也能生活得蛮舒服。他把信用卡额度砍掉个零，又打了个对折，从十万减到五千。等回到长沙之后，准备再降到三千五——考虑到长沙物价低，这是今后每月的消费上限。几个月时间里，他从三万存到十万，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他带着一种被欺骗感情之后的愤懑跟朋友保证，“以后这些资本主义市场的任何一个商家，休想从我兜里骗走一分钱。”

当然，变化的不止发生在银行账户里。

他取关了不少号，“之前大把消费就是被它们给荼毒了，思想被它们玷污了。”他甚至开始反感“精致生活”这种说法，“难道每天买菜做饭就是粗糙吗？生活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安杨每天上午睡到自然醒，跟大爷大妈一起去买菜。清晨的阳光很好，路边有阵阵槐花香味，如果起得够早的话，他会跑跑步锻炼身体，活动一下颈椎。在菜市场，他感受到自己正在重新回归生活，发现“猪肉好贵啊！”以前买东西，他从来不会看价格。但现在，猪肉“比上次来买贵了三块钱”这种事，也要记在心里的小账本上。

早饭后，他会看会儿书或者美剧，打扫卫生。下午的工作时间视情况而定，最长不超过三小时，不然就没人做晚饭了。他的厨艺不错，至少自己觉得比之前每周都要去打卡的网红餐厅好吃多了。

安杨回到长沙，自己做饭

他之前去库页岛玩，那里被日本人称作“世界尽头”。世界尽头是一座小村庄，他们在那里住了好多天，村民夏天放牧捕鱼，冬天就互相串串门聊聊天。他觉得，这就是自己理想的生活，不需要名牌西装，不需要网红打卡，甚至不需要多少钱。

“如果我七十岁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我真是太可怜了！”他说。

Sean现在每月收入不多，但制定了详细的攒钱方略。他设计了一张“钻石”表格，“钻石”里是365个小方块，代表一年365天；每个方块里标注1到365不同的数字，代表每天要存的钱。之所以有零有整，是为了便于坚持，“实在没钱的时候哪怕只存一块钱呢？但是你培养了存钱的习惯。”这样一年下来，至少能攒66795块钱，之前他的银行卡里从来没出现过这么大的数字。

他把这张表格发到朋友圈后，来找他要原图的朋友有一百多个。“看来因为这次疫情，很多人也体会到痛苦了，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他说。

他曾经关注过一个号，有个固定栏目，叫“打卡一个网红店”。他按图索骥，真的每周末带着朋友打卡一家。但憋在家里这几个月后，他觉得朋友们都突然间长大了，没人像以前那样，每天呼朋引伴胡吃海喝。如果碰巧大家有空，Sean会把朋友叫到家里来，做几道拿手菜，反倒比在饭店里舒服得多。

谁不希望过上理想的生活呢？但在这之前，或许要先理解理想，再理解生活。现在，他把每月收入的一大半打到父亲账户上，只留下基本生活所需。4月，他过了24岁生日，本命年。他一个朋友也没叫，只给自己买了个小蛋糕，一个人吃下就睡了。他盼着这个年岁赶紧过去，新生活要开始了。

365天存钱计划

（文中安杨、Ivan、于潇为化名，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