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院士呼吁尽快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近日，饶子和、丁奎岭、王永良等59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联名呼吁，尽快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全文如下：

建议尽快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卡脖子”问题之后，这个问题成为从上至下的国家“痛点”。

“卡脖子”归根结底是“卡脑子”，上游基础科学研究有短板，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只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兴事件也充分说明，不把基础科学这个源头做好，总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房子越高，风险越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去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历史上首份《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强调“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都明确指出了基础硏究对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

至于哪些问题“卡脖子”，社会上众说纷纭，有媒体列出了他们认为的清单，有高校列出了师生自己遴选的数十个重要问题，但终究只是一家之言。

我们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深入调研、系统梳理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领域，厘清到底有哪些“卡脖子”、“卡脑子”的问题，搞清楚我们的基础科学到底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我们建议，结合新时代国情，尽快制定中长期的《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布局国家基础科学体系建设。

此事关系到2035年我们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应该像制定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那样，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

粮食储备与基础科学储备，都属于人们填饱了肚子就容易忽视、出现问题就追悔莫及的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领域。

美国用三四十年支持引力波项目；邻国日本，也曾被视为在基础研究上“搭便车”的国家，却在近18年孕育了18个诺贝尔奖，这与重基础关系很大。

新中国70年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我国制定过大大小小的各类规划，诸如《全国生猪发展规划》——连猪都有规划！但迄今并没有一个单独规划和支持基础科学发展的国家战略。

国家出台过短期、局部的基础研究专项规划，缺乏长期、整体的规划，而基础科学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眼光和定力。

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应以“顶层设计、合理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原则，这是历史多次留给我们的启示。

从历史上来看，“两弹一星”曾是新中国面临的最大“卡脖子”难题。

随着于敏院士和程开甲院士逝世，“两弹一星”元勋仅有3位在世。

这些科学界前辈在事关国家存亡的问题上，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是让国家“站起来”的有功之臣。

如果说在当年国力匮乏、国际环境“十面埋伏”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做出“两弹一星”，在我国国力相对充裕的新时代，更应该有信心解决难题。

“两弹一星”的启示很多，核心有两条，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明确方向后，保持研究队伍和目标的长期稳定，需要队伍不受干扰、百折不挠，“面壁十年图破壁”。

2016年，我国启动了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绩有目共睹，但也暴露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目前的重点专项采取自上而下的“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方式，缺乏全局性的规划和统筹，大家东一枪西一弹，成果五花八门，火花是零散的，不会是“两弹一星”那种“蘑菇云”量级的。

而且专项大多以局部的、“点状”设置为主，针对某一具体方向、某一具体问题设立专项，不同专项、项目间也存在一定交叉。

此外，有些专项和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跑偏”的问题，项目生成机制、运行监督机制需要完善。

二是，基础研究计划和应用型研究计划合并在一个重点研发计划的框架内实施，在管理模式上存在不适应之处。

基础研究的灵魂是“创新”，不能像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一样“全链条”实施。

在专项设置的整体导向上，偏重应用型研究，70个重点研发专项中，基础类项目只有9个，占比亟需提高。

此外，过分强调竞争性支持和“形式上的公平”，以工程竞标的方式主导基础项目申报，对优势团队的长期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是，科技计划的财政预算配置需要改进。

重点研发专项是按照申请来核算的，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工作中客观存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情况，专项经费偏多或偏少的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缺乏全局性、总体性规划，每个团队都认为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提出预算方案时“人有多大胆就有多高产”，为了拿到更多经费，往往提出过高的预算需求。

当胆量和运气在申请经费中发挥作用，资源的浪费就难以避免。

四是，在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下，全社会的创新热情高涨，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跟风的现象。

比如，有的医院要求医生、护士都来做基础科研、申请项目，有的县市要设置“科学中心”，热情可嘉，但对有限的基础研究资源造成了浪费。

基础科学始终是“阳春白雪”，是少数“国家队”、“专业队”的攀登。

我们还应注意到，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占比过低。

我国R&D经费尽管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十几年来，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始终在5%右徘徊——这是制约基础科学发展的“5%魔咒”，而世界上的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美国达到了18%，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站在国家基础研究全局发展的高度，尽快制定一份全局性、战略性、独立的《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从发展方向、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优化现有基础科学总体布局，重塑基础研究支持体系。

这里我们想再次提到“973计划”。1997年在朱光亚先生等老一辈科学领军人物的建议下，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事后总结，973计划是在当时条件下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成功战略举措，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立下汗马功劳，这已经成为科技界的共识，973计划的“无疾而终”是科技界，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

2017年两会上，我们99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重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的提案，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后来在香山科学会议上，科学界曾以“面向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为主题开展深入讨论。

2018年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回应了大家的关切。

关键问题是，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指导意见？

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完善国家科技计划的决策、咨询机制。

建议科技部牵头，中国科协、科学院、工程院和相关部委参加遴选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由科学院和工程院院长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双主任，组织各学科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咨询顾问组，对国家基础研究的战略发展方向进行调研，提出未来10-20年总体规划和布局建议。

对国家基础科研规划和资源配置提出独立咨询意见，为中央科技决策服务。

同时，要制定决策咨询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咨询工作制度、专家遴选制度、重大选题制度等），使我国科技决策咨询真正走上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是，在调研基础上，完善国家基础科学体系的顶层设计，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全局规划未来1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应重点发展的学科、领域，规划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设置的结构和框架。

注意打破部门、行业间的局限，切实做到“面向国际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真正做到“基础科学全国一盘棋”，避免科技专项制定的随意性，避免科技计划之间内容交叉、资源重复配置，集中资源在战略前沿、优势领域进行部署。

三是，依据规划完善基础科学研究的资源配置。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据总体规划配置资源，避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坚持分类发展、科学布局的原则，资源配置向优势力量倾斜，兼顾“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避免“形式公平”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确保在战略性、优势性学科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打造并保持一支强有力的基础科研“国家队”。

四是，总体上显著增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提高现有重点研发专项中基础类、前沿类专项的比重，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同时，提高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在2018年5.6%的基础上，今年提高到10%。

在这个关键比例上，跨入世界创新型国家的门槛。

事实上，去年全国政协组织委员在上海调研时发现，上海市已经把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定在10%了。

五是，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客观规律，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不直接产生“产品”，不应强调基础研究“全链条”设计，不硬性要求科学家从事转化研究，把宝贵的经费和精力集中在基础研究上，集中力量解决“卡脑子”问题，回归解决源头科学问题的本质。

基础科学是解决一切科技问题的最上游，“卡脑子”的基础问题不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就不会迎刃而解。

国家已经意识到，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

而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

明年又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最后一年。

可以说，制定国家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从主观和客观条件来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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