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美国大陆的学术之旅 | 科学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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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姚蜀平先生1982-1984年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访问学者之际，为了完成自选课题《华裔物理学家对近代物理的贡献》，曾于1982年7月中至8月中进行了一次横跨美国大陆的学术访问旅行。加上前后总共访问或联系过40多位华裔物理学家及工程师。此文仅就访问的部分人做了访谈的简要介绍。
撰文 | 姚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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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因缘际会，我参加了一次辞书的审稿会，长达近两个月，起始在友谊宾馆，后又移师民族饭店，50多位一、二级教授及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日夜聚集一堂审阅一部辞书。我作为会务主外的联络员，负责每天和老科学家们打交道，了解和传递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我逐渐与他们熟悉，并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知识及忠告。我知道了物理学界曾有“四大名旦”；我知道他们多是留学生；我也知道了他们有些人在国外就硕果累累，回来后多数在高校教书育人；我还知道些许他们二十多年来经历的种种……我开始对物理学史感兴趣。
1980年，我从高能所转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从事科学院院史研究工作。在查阅大量院部档案同时，继续与审稿会上结识的科学家们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我萌生了写一篇近代物理学在中国兴起的文章的想法，遗憾的是没有受过任何史学包括科学史的训练。适逢1981年夏，偶尔的机遇让我参加了一次丝绸之路考察，队伍由22位来自16个不同大学及科研单位的历史学家组成，有一流唐史专家领队。这次考察活动持续55天，行程8000公里，我仅参加了从兰州（7月20日）到敦煌（8月17日离开）为时一月的考察。那个月里，我与截然不同于物理学领域的另一群学者——历史学家们日夜相伴，他们多是大学历史教授，有深厚的史学研究功底，我沿途虚心请教、认真倾听。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的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中国历史，我看到他们对史料的认真和实地考察的执着；经一些历史学家推荐，我购买了刚刚出版的三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和《清华大学校史稿》，保存至今。那时我已经开始对留学史充满了兴趣。
1981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近代物理在中国的兴起》。该文后来发表于1982年《物理》杂志第8期，收在该期“纪念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五十周年”专栏。专栏共有10篇论文，除了我，其他作者几乎都是物理学界前辈或专家。我在撰写该文前请教了一批学者，完稿后又送请一批老科学家审阅，他们都提出了宝贵意见，我也做了修改。特别是钱临照先生阅稿后来信表示：“你有志于科学史是大佳事，我国正面临自然科学史的危机。”他还特别指教文中要加上注释文献。北大教授王竹溪先生，收到我的稿子时正因慢性肝炎住在医院。他在病榻上用颤巍巍的手，写下了整整两页修改意见。自此我对科学史研究的兴趣大增，也感叹对其所知有限。由于前几年的工作，我被几位学者推荐作为访问学者去哈佛大学科学史系。1982年2月，我带着我的唯一一篇科学史论文，和心中的一个使命，飞往美国波士顿，在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了两年访问学者。我自带的研究课题是“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对近代物理的贡献”。
到哈佛大学不久，我就开始向波士顿及周边城市所知有限的中国物理学家寄出我的论文，既是为了征求意见，又是为了求见。那篇仅有的论文成了我的敲门砖。
►吴健雄在1982年我刚到不久的一封信
抵美一周后我就接到林家翘的来电，他是1939年和钱伟长、郭永怀以相同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一起考上第六届庚款留英，因二战而随英国教授一起转到加拿大留学，后到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被冯·卡门称为最聪明的中国学生。林先生约我到麻省理工学院（MIT）去谈话，我和林先生前后见过三次面，谈过两次，首次谈话简短，他看了我的论文，表示工作有意义，不过也给我泼冷水，告知这是工作量极大的、需要几个人、几年的工作，不要期望两年内完成。这应该是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他还要我多访问人，多查原著，也和我讨论了物理学包括范围，如天文学算不算？第一个访谈就让我感到前途危机重重。
几个月后，他又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他讲到研究方法以及在美国做研究的心得。他认为做研究一定要有环境、有信息和有讨论。有了讨论就知道该怎样提问题，做的时候很难，只有克服困难才能做出特殊工作。不过先要知道怎么提问题，要知道问题难在哪里，人家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与其零星做小题目，不如把了解到的整理情况介绍出去。他提及华罗庚来这里，感到应该注意教学，把这个领域的新知识、空白领域介绍到国内，年轻人以后出来，就可以衔接上新问题。他还强调，不要玄妙，要脚踏实地地做，事实上，每个有成绩的人都是这样的；许多问题只是从思维上拐个弯，换个看法，不是不得了的发现。反而太复杂的会搞得十分空。知识不全时，就很容易走空，因为不知该怎么问，怎么做。
这期间，一批收到我的论文后陆续的回信来到我的手中，他们是：
李政道——谢谢来信并赠大作，阅后甚感兴趣；
吴健雄——读了您的大作，非常钦佩和感动。安置好以后，可以到各处探视并与有关的物理学家会面谈谈，欢迎你来纽约这一带，参观考察；
任之恭——我很喜欢看到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写作，你这一篇非常值得细读和参考。你若来华盛顿，希肯停住舍间，欢聚面谈为快；
杨振宁——要想写好科学史文章，必须把各人的工作为何有价值弄清楚；
钱致榕——要客观地弄现代史，有不少麻烦；科学史亦然，不过又很重要。所以得多查一手资料，多求证判断。他还告知华盛顿有一资料馆，储存许多物理史料。
初到的两个月里，我在波士顿地区还见到了当地的物理教授梁恩佐、吴大俊和伍法岳、杨展如，及其他学者，如人类学家张光直、计算机专家朱琪瑶和国学教授杜维明。也意外见到正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的李林和她的夫君邹承鲁。其中吴大俊是哈佛大学物理教授，他是个天才也是有名的怪才，听过不少关于他的奇谈。他对我说，“你要做的工作极重要，要抓紧写，会对很多人是个教育。现在写的文章太简单，要详细，按照人头一个个地写。”他和林家翘一样，和我讨论了物理学的范围，认为天体物理应该算在内，力学就不算了。他还给我开出一些值得拜访的学者名单，如粒子物理学家颜东茂（T. M. Yan），陈匡武，固体物理学家沈元壤（Y. R. Shen）。他也给我泼冷水——不要抱太大希望，他希望我的工作要做到精确而具体。总之，他问我，远比我问他来得多，这是后来我发现的一个规律。他们都渴望了解中国实情，不等我开口，他们的一连串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梁恩佐教授的夫人是我的好友刘年玲，我们1980年在北京相识。是她从波士顿机场把我接到他们家，带我到哈佛办理一切手续，帮我找到住房，还把我送去。她的先生，梁恩佐教授告诉我，4月华盛顿美国物理年会后的4月27日，华裔物理学家将为杨振宁先生60寿辰举办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为中国做出更多贡献。我如果去参加，可以遇到很多华裔物理学家。他也看了我带来的文章，建议以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为线索，按照人头来写。后来我才听他说起，他曾经是保钓运动积极分子，他对我说：“你们文革狂热过，我们一点不亚于你们。”这些来自台湾和香港留学生中的保钓运动骨干，至今没有放弃理想，他们在哈佛附近开了一家名为“剑桥”的中文书店，销售一些港台等地国内少见的书籍。这些教授们，轮流在那个书店值班当老板兼雇员，我常去那里翻书看，只因囊涩，仅买过一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伍法岳的名字，早在1979年我在高能所时就知道，当时我和另外四位同事，打算前去他们实验室工作，后因国内手续繁琐，进度太慢，他们的经费等不及而挪为它用，我们没有去成。这次在波士顿见面，他还笑称我是当年五君子之一。我庆幸没有去他的东北大学实验室，而是进了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做我更喜欢的研究工作。伍教授和许多物理教授一样，都不愿谈自己经历，反过来不断询问我中国情况。伍法岳先生让他的助手杨展如，向我详细谈及他的相变理论工作。说实在对这些物理学分支，我并不熟悉，也无从发问，听了杨展如的介绍，我在想我的工作该如何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研究领域，真的该像吴大俊所说那样按照人头深入下去吗？甚至像梁恩佐让我按照Physics Today一个个领域，一个个人头跟踪？我记得林家翘一开始就告诫我——那是一群人几年的工作，可是我只有两年，只有一个人，我还想了解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和研究方法，还有许多其它打算……
我决定去华盛顿参加美国物理年会，更主要的是想参加会后在美的华裔物理学家为杨振宁祝寿的活动。对我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能遇到这么多我想见而不得见面的物理学家们。26日为杨先生举办的生日宴会上，一些从未谋面的物理学家写下自己名字和地址，表示愿意和我详谈。他们把物理分了四类——核物理（理论与实验）、固体物理、天体物理、统计力学。
会后我到了国会图书馆，拜见了中文部主任王冀先生，他提供许多资料与我，我急忙抄录下那些明显是华裔物理学者的中英文名字，有36人之多；还有贝尔实验室的许多中国人英文姓名及联络电话（无中文姓名），有18人之多。华盛顿之行我没有住在任之恭家，而是住在我的一个亲戚家。我称呼她三姑外婆。她是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小女儿黄德华，抗战后就来美，她先生是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我在北京姨母家见过他们夫妇，他们知道我来美，很高兴我能来华盛顿，除了会议两天住在大使馆，其它时间我都住在他们家。因为我想拜访的几位物理教授就住在他们家附近。那次我拜访了张捷迁和任之恭。
张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叶企孙于1933年设立了航空工程专业，钱学森是第一届学生。而张捷迁1935年在清华大学主要做的是气象研究，他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风洞，1936年还与他人合作设计了第一架滑翔机和单翼教练机，这些都得益于清华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基础。他1940年来美国，1941年在MIT获得硕士，后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和钱学森，1950年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数个大学教太空科学及应用物理。张先生知识面极宽，他似乎更加关心科学以外的事情，如怎样解除对张学良的软禁以及中国发展前途等。
►图：任之恭在1983年我完成论文后的回信
任之恭在当时美国的华裔物理学家中，资格最老。他说起自己1926年从清华来到美国MIT，1929年获学士学位，开始做游离层方面工作，这是一个开端性的工作。以后很多人也跟着做了。电子学工作也是一个开端性工作，他说，是我用这个名词的，是那时少数这么用的人之一。1931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留在学校。从1930—1933年，在理论方面的工作发表在Physical Review，开始没有人注意，这个工作也是开创性的。以后芝加哥的美国人接着做下去了。从1931年做起，1933年发表，大约6—7年没人注意。后来1933年回国了。1933—1935开始教书，从山东大学又到清华，一直教到西南联大。林家翘、王竹溪、王大珩及后来的杨振宁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也提及范绪筠当年也在他所管辖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任先生在微波波谱方面的研究极为出色。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选派了在战争期间贡献最大、表现最好的四位教授出国深造。任先生被选中，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1959年就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72年，在杨振宁回国后的第二年，他率先带领“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12人访问中国，他们平均年龄55岁，多属于五十年代未归学者群体。任先生总感到自己对中国有所愧疚，一心想做更多贡献。他主动谈到美国教育制度，特别强调斯坦福大学的模式，他说尽管这所大学比较新，可是他们请的都是一流学者，“声名好得不得了”（此话是原话，说时表情夸张），上升的速度超过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它的长处是周围有电子工业，特别是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主要是硅谷。访问任先生的强烈印象是，他做的工作都具开创性，也就是他不是总跟在别人后面重覆、模仿。他多次作出成绩，被科学界承认也是因为那些工作具有开创性。这是为何他早在1959年就荣获美国科学院院士称号。
我写信询问黄昆先生在美国的固体物理有成就的华人，5月10日接到黄先生回信，他提出固体物理值得拜访的华人有沈履九、沈元壤、范绪筠、萨友唐及吴家玮。
面对我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越来越广，不知该如何下手。我决定去拜访杨振宁先生。并到中国领馆询问有无可能提供一些研究经费，因为我的一切研究费用，从复印、邮寄、长途电话以及出外采访的差旅费等研究经费，全部来自我的有限生活费（每月390美元），我在纽约领事馆递交了申请书。6月16日，我乘坐郊区火车到长岛，拜见了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和我谈了一个上午。最重要启示是，他让我要写那些从物理转到工业企业界有贡献者，即那些做应用科学的科学家们，如贝尔实验室的卓以和及普度大学的范绪筠。杨先生的一番话，使我萌生做一次横越美国的长途采访。杨先生还谈及写物理学史的范围——应由工作兴趣、工作能力及读者对象、程度和目的来决定。而谈及怎么能写出不蹩脚的科学家传记？首先态度严肃，以科学家的工作对科学有什么推动为主要论证。他推崇加拿大人萨拉夫（S. Salaff）写的《华罗庚传》最好，称其是学术传记。还有康斯坦丝·瑞德（Constance Reid）写的希尔伯特（D. Hilbert）、库兰特（R. Courant）也好。她不是科学家，但写的这两本传记很好。派斯（A. Pais）写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也好。有一章已经发表（1979年）。杨先生比较了中美学术差别。他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要靠思想交流和好的条件——即物资基础。他认为日本一些好的工作，也是在美国做的。好的条件包括很广，如复印、使用电话，配备秘书，参加会议等等。他看见当时的中国一些学者，写完论文打字都困难，那样会大大影响效率。他估算无论做理论或做实验的人，不算图书、仪器设备，仅对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一年附加费用如果少于$3000，就变得比较困难，有$10,000比较充裕。而中国几乎没有或几十元钱。他说我们这些做理论物理的人，每年电话费就要$30,000。
另外，杨先生谈到中国人爱用的一个名词“人才使用”。他认为这个名词本身就代表一种观念：一个人是受另一个人支配。在美国这个观念很淡薄，不是完全没有。一个人走到什么方向，自己决定的力量大，上边指使他的力量比较小。表现在上大学容易改系，毕业后自己找事。中国是统一分配，分配就有使用观念。非要他做的事，是他不宜做的事，最后对国家和个人都不利。人才不能流动，研究经费差，这些都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这里做出成绩，回去后就困难。
杨先生关心正在培养的几千个博士生的前途，表示对拿到学位就回去应考虑。他说：“从历史上来看，从19世纪开始派留学生，那时比较少；20世纪多些。我是1945年来的，当时都是拿到学位就回去，那是普遍的。这是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相当刚刚尝到研究工作，还没有羽毛丰满，最大困难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对整个领域有个整体看法。好多人很聪明，但是回去以后，就没有东西可做了。回去还做这个，再过一段时候，就没有可做了。再要做不知该做什么，他们只好去教书。像我父亲一样。后来，我们这一代人留在这里，中国人的研究能力才为世界所认识。明后年就有大批博士生毕业，是都回去，还是允许人留下，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但从对学术贡献这个出发点来说，两年比不呆好，四年比两年好。”
最后杨先生讲到美国大学的教授聘任制度，这方面林家翘、吴大俊教授及其它好几位教授都在谈话最后会提及。总的规律就是先看系里需求，要经过系里、委员会（为特殊需求设立的委员会）讨论，再由外校教授评议，收集意见后全系教师讨论，再交学校委员会，最后送交校长。聘请人主要看他的研究水平，因为雇用一位教授后，往往要在学校呆几十年，如果新研究跟不上，只能教死书。一般审查是宁缺勿滥。总之这个过程漫长、公正（背靠背）而且十分谨慎。
从纽约回来不久我就和林家翘先生第二次长谈，他还带来一位当年和王安一起闯天下的朱琪瑶先生一同见面。他们都不赞成由物理转向工，认为二者训练大不一样。不久我和吴家玮通了电话。他看了我的论文，主张不仅要写“现代物理”，而且要写“现代科学”。照此我的面就更宽了。我不能只守在波士顿，从拜访杨先生时我就有这个想法，现在我更加感到我应该到其他地方采访更多的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们，多方了解他们的经历和经验，见解与建议。此时我也得到领馆对我申请研究经费的回答是四个字“看菜下饭”，也就是说，“有多少钱，干多少活儿。”我不指望外援了，唯有自行其事，自报自销。
我在第一个房子的住期已到，必须搬出。所幸我听说有位正在物色房客的弗朗西斯，一位80高龄的老小姐，她独居在哈佛大学20世纪初有名的艾略特（C．Eliot）校长私宅的侧翼，当时那栋老房子唯一主人，也就是我的未来大房东是艾略特校长的孙子，一位80多岁的独身男子，他雪白的头发，高高的个子，微微驼背，眼睛看人锋利而冷峻（直到写此文，我才恍然大悟，我的中篇小说《枫树参天》里格洛斯基的形象原型就是他，他的影子多么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弗朗西斯小姐算是二房东，我们有自己门牌号和单独进出的大门。80高龄独身的她，需要有位房客同住，这位脾气古怪的老小姐选择房客唯一标准是——只要中国女访问学者，后来知道还有许多条条框框，不过对我都不是难题。经过弗朗西斯小姐面试我被接纳作为她的下一个房客。我就此知道我可以搬进来的确切日期——原来住在这里那位中国女访问学者回国之日，我把那天作为我回波士顿的日子，这样往前推一个月，就是我横跨美国大陆学术之旅的出发之日（这样我还可省下一个月的房租）。当我算下来，惊讶地发现，那天竟然是7月19日，我清楚地记得，一年前的这一天，我正从北京飞往兰州，参加向西跋涉的丝绸之路考察，那次也是整整一个月，命运冥冥之中在掌控我，我却浑然不知。不同的是，那次我是和20多人的考察队同行在自己国土上，而这次我将只身踏上不知所终的异国茫茫旅途。
周围的人都为我要只身横跨美国大陆而担心，中国学者当时出门都是结伴而行，而我才来五个月，英语尚不熟练，我的有限的积蓄还不到一千美元，如何实现这次自费独行学术之旅。我打听到有种用外国护照可以购买廉价灰狗大巴车票，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只要$98.80。更加难办的是住宿问题。我四处打听，周围朋友们也纷纷献计献策。第一站很快解决了，我要去芝加哥附近的费米实验室，高能所不少同事在那里。他们保证有地方让我休息。在芝加哥，钱三强的儿子钱思进正在那里读研究生，他的研究生朱姓女同学同意收留我两晚。一位访问学者认识洛杉矶一组从国内前来购买计算机的人，他们租了一所大房子，大队人马还没有到，打前站的两个人听说我的情况，表示欢迎我去，管住管吃。旧金山则是高能所同事帮忙找了住宿。由于芝加哥到洛杉矶要坐大巴需两天两夜，想中途找个地方休息一晚。我的房东的另一个房客给她在盐湖城的妹妹通了电话，她妹妹欢迎我去住一晚。于是我的行程基本定下来了。
1982年7月19日中午，我拖着一个旅行袋，在波士顿灰狗汽车站登上了长途汽车。出发前，我花了25美元买了个最简陋的二手小照相机（那种小胶片极少见）。我早早到车站，坐上了司机右侧前面有块大玻璃的座位，可以无障碍地遥望直达远方的天路。开始了3000英里的长途旅行，尽管前途茫茫，我却心花怒放。我不仅要接触一批形形色色从未谋面的科学家，也将一览无遗地见识这个新大陆。出波士顿市区两旁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很快看到了大片麦田。晚上我坐在车上睡得死沉沉，这些天各种准备太累了。第二天中午抵达芝加哥，我记住临行前朱同学一再嘱咐我，下车一定往左拐，向左拐……下车后，全然没有了方向概念，我随人流走出来，四周晃动的全是黑人兄弟。我想我一定走反了。无奈中，只好继续战战兢兢往前走，周围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大概以往这里很少有华人露面。我看到迎面走来一个高头大马的黑人大叔，可是他面很善，于是大胆上前向他发问 “Excuse me……”，他听了我的询问，大声说道：“Wrong way！”（走错了）他指点我该如何向反方向走，我终于找到了！
第二天清晨5点刚过，钱思进就来接我到灰狗站，我要赶5：45的公交车到范绪筠先生所在的西拉法叶（West Lafayette）。在车站我花了39.60美元买了张往返大巴车票，这相当于我的长途票40%。我没有估计到短途车票会这么贵，后来还碰到许多次。我下车后，拿着范先生给我的地址，四处打探，才知道还很远呢。无奈中只好迈起双腿向人们指的方向走去。不意很快就走上了高速公路——这是唯一道路通向我要去的地方。高速路旁没有紧急通道，偶尔有栏杆，或是斜坡，我尽量靠边走，发现害怕的远不止我自己，来往车辆司机都被一个走在高速公路上的人吓坏了，最后我走到一个岔路口，那是我被告知的关键标志——从哪里走上小路就快到了；可是并没有人告诉我，那个小路是在高速马路对面啊——我必须横穿高速公路！郊区高速每边双道，正行和逆行加起来共四道。我来回走了几趟，找到了一段相对比较直的公路段——这给我较为开阔的视野。我看准了两边没有车辆的空隙，百米冲刺地向对面奔去。不过还是没有抵达对面路边时，旁边就穿出一辆车来，我想那人真的吓坏了，那个夸张表情至今难忘。
我终于走出高速公路寻寻觅觅来到了范先生的家门。当我按下门铃，一位老人开门，一副吃惊的样子，他不解我是怎么可能从高速公路走过来的，还问我为何没有给他打电话，他本可以到车站接我。我哪里知道去采访一位老教授，还可以请人家开车到车站来接你，起码你当初没有告诉过我啊！那天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他是在MIT拿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可是他特别深情地谈到抗战时在西南联大，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任之恭是所长。那时西南联大学生念书的念得好，教授们教书也教得好，做研究也最有成就，他1941年和1942年分别在《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上发表过两篇论文——“固体间电接触的理论”和“金属间以及金属和半导体间的接触”，这两篇论文定性和定量地讨论了金属和半导体的不同特性，对固体电子学的发展，尤其二战后半导体广泛应用起了重要作用，也奠定了他在这个新领域的地位。1947年再次来美时，普度大学就因为他的学术贡献，请他参加一个半导体年轻团体对新学科的探索研究，以后就留下来当了教授，直到1978年退休。范先生抗战时期在艰苦后方的工作得到国际同行承认，是因为那两篇理论文章，又登载在国际杂志上。不禁让我联想到，同是在抗战做出了出色贡献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
王淦昌先生也是在那个时代，在艰苦的大后方，对探测中微子存在有独特的思考，自从1930年泡利提出中微子可能存在的假设，物理学界并没有探测到。在贵州湄潭，王先生提出用K电子俘获方法来探测中微子的存在。但是在简陋的贵州湄潭，他们是用太阳作激光源，在棉被遮盖下做有限的实验，他根本没有可能自己去实现这个奇想，不过他还是把他的独特思维，写成论文寄到了国际杂志，登载在1942年Physical Review上，他的建议被国际上许多科学家获知。在西方优越的科学实验条件下，不断有人尝试和改进，从1942年的安伦、1947年的莱特，其后史密斯和安伦又在1951年重做，最后戴维斯在1952年终于验证了王淦昌1941年底提出的实验建议。尽管安伦在他的论文里提及他是采用王淦昌的建议。不过我也注意到，在纽约物理学会档案馆里，有一份文件显示，有位美国物理学家，对提出这种思维和建议的王淦昌表示过不满，他不解为何有人只提建议，而自己不去动手去做实验！这些在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们，哪里知道当时抗战中的浙大，从杭州搬迁到贵州湄潭的艰辛，其中经历了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和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最后才到湄潭！那是从1937年11月05日，一直到1941年中，历时三年半之久。而那年年底，这位不屈不挠的物理学家，就设计出了那些在象牙塔中的人们没有想出的方案。抗战中的师生们，生存和教学都难以为继，王淦昌却在防空洞里任凭思维飞翔，设计出一条最终证实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法，这是何等可贵、可敬又可叹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在那种条件下，怎么可能、哪有条件去做这般物理实验！不过物理杂志还是留下了他的踪迹。在访问范绪筠先生之时，我无法不想到王淦昌先生这样的实验物理学家更加艰辛的一面。这是为何后来我写了“中国核物理与中国核物理学家”一文，在1989年西柏林“核裂变50周年国际纪念会”上宣读了，与会者惊讶中国原来有这样一群由世界一流物理学元老培养出来的核物理学家，他们对核物理发展，在不同时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该文是我和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希尔伯特教授合作完成的，成了该次会议的重头文章。
与范绪筠先生的艰难又有意义的会面，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年后，《中国大百科全书》邀请我撰写范绪筠先生词条。为此，我再次与他通信联系。范先生记得这位从高速公路上走来的来访者，他从普渡大学给我寄来了一份非常正规的附有中文的履历（保存至今），并审核了我的初稿，此是后话。
► 费米实验室前的姚蜀平
我来到了芝加哥近旁的费米实验室，费米是唯一够资格获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双重诺贝尔奖的大师级人物，可是这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实验大楼，外表气派，室内却极其简陋——由于经费所限，大楼全部是原装水泥，未加任何粉刷，更无丝毫装饰。可是我不觉得丑陋，反倒觉得它与神圣的物理及高贵的费米更加般配。我也想起了第一任费米实验室主任罗伯逊·威尔逊（Robert R. Wilson）在回答国会议员质询费米国家实验室对国家的安全有哪些帮助时是这样回答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关于国家荣耀，爱国主义的事。这些新知识并不能直接地保卫国家，但却能‘使它值得被保卫’。”
在这里我遇见了许多高能所老同事，他们热情地带我参观了中微子实验区的设备，加速器电子冷却质子循环系统，最后到了15英尺氢气泡室前面，我定住了，无限眷恋地望着它，并与其合影。我曾经在高能所花了五年时间投入气泡室的设计工作，遗憾最终该项目下马，我没有留下一张图纸，一份设计书。我在高能所唯一留下的踪迹是一篇文章“高能径迹探测器——气泡室”，登载在《高能物理》杂志1978年2月号，自那以后，我永远离开了物理研究领域。如今站在伸手可触的气泡室面前，我感慨连连。想到自从高中喜爱上数学和物理，到1980年离开高能所，历经25年，也许上帝认为我不适宜在那里掷骰子，不过在他关闭了一扇门之时，还是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此刻不禁想起前几年高能所气泡室的党支部书记吴荫荣曾给我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你总算在大家攻不动高能的时候，还给国家做了一点工作”（他是指当我在高能所时，高能正面临推迟甚至下马的危机，大家无能为力时，我写的《李四光》电影搬上了银幕）。如今当我流连在大厦中，望着这座恢宏的科学圣殿，深深感到它傲然的简朴带来了庄严与美感，还有种挥之不去发自内心的对物理学的钟爱与崇拜之情阵阵袭来。我的科学训练对我以后的发展有用吗？近日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曾经担任过高能所所长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郑志鹏，他也是改革开放后1978年首批派往丁肇中德国汉堡实验室十位优秀中年科学工作者之一。他刚刚看完我的一篇中篇小说《魂归故里》，发来的信中写道：“对一个学习物理专业的人，不但能看到自然的本质，同样也不难看到社会现象的本质。这也是（你的）小说内容深刻的原因。”也许这些来自物理界朋友的肺腑之言可以聊以自慰吧！
在费米实验室，我的高能所同事，不仅跟我交流了许多他们来美后的种种感悟和见解，还帮我买到一张价钱在当时算是最便宜的从旧金山飞往纽约的机票，因为我从西海岸还要折回东海岸，不可能再坐长途大巴，我在纽约地区还有系列采访。机票大概是220多美金，我的有限钞票又下滑了……第二天一早，钱思进又将我送到灰狗汽车站，我继续西行。感谢钱思进再次开车接送我这个浪迹天涯人。我仍然坐在大巴的最前面，四周是起伏高原，可毫无沧桑之感，当平原变成了丘陵，仍然遍地覆盖着庄稼：那已经不是麦子，而是正在疯长的玉米，还有成群自由游荡的乳牛。田里没有农人，没有放牛娃，先天的富饶、后天的管理，结果是百姓受益。想起去年同时，我正奔驰在中国西北部，从飞往兰州的飞机上俯瞰地面，只见一片荒山野岭，看不到一点绿。可是后来敦煌研究所的人告诉我们，从发掘出来的化石判断，这里曾经是森林覆盖、草原遍野的富饶地区；曾几何时，这里荒芜到山岭光秃，沙漠遍地？我的思绪随着汽车奔驰不时地飞越到地球另一边。
友人的妹妹从盐湖城车站接我到她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主人带我到盐湖城摩门教的圣地圣殿广场（Temple Square）。高耸的大教堂里美国最大的管风琴发出浑厚而震人心寰的庄严圣乐，而美国第二大管风琴就在波士顿，在MIT河对面的大教堂里。直到7年后的1989年3月底，我到西柏林参加“核裂变50周年学术纪念会”，在西柏林听了一场管风琴专场音乐会，宏恢庄严又动人的音乐却让我联想起了那次在美国长途奔波中的短暂恬夷。
在我继续向洛杉矶奔去的途中，晚上我不再昏昏入睡。大巴进入夜间行车，整个大巴上只有两个人是清醒的：一个是全神贯注开车的司机，一个是思绪翻腾的我。看着高速公路前面延伸到天边的两条红线——那是前面汽车尾灯组成的红流；而另一边是扑面而来的两条白色长龙——对面开来汽车的前灯在辉煌地闪耀。我丝毫没有睡意，我在想这些天与众人的交谈，有意无意地、刻意或不经意地，我好像悟出了什么，我是要写这些杰出物理学家的科学贡献吗？我写得过来吗？写得准确吗？有何价值吗？在夜静更深的高速公路上，身旁有一个清醒尽职的默默注视前方的司机为伴时，我悟到了我的此行，不是来写众位成功者的贡献，我应该写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此贡献！
我来到路边耸立着高大棕榈树的洛杉矶，住进了一栋前好莱坞明星的花园洋房，外带游泳池，内有可供几十人晚宴的大餐厅。在房地产低谷时，一个台湾人花30万美金买下来了，房主仍在台湾，此时租此房的那群人，究竟来自国内哪个单位我始终没有搞清，只知道一周后大队人马将驾到，我赶得正是时候。晚上就有两个人来和我谈，他们是陈磊和陈介中，我都没搞清他们是何人，怎知我来，还住在此豪宅? 那时我不知，其实我一路独自走来，消息早已传开。
洛杉矶是我采访华裔科学家最多的地方，7天时间里，我访问了1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我领会到为何杨振宁先生让我去访问那些由物理转向企业界的人，那些实验物理学家、应用科学家。我拜访的这些人，不少来自中国，又与中国隔离疏远太久，访问过程中，我向他们发问远不及他们向我提问多。不过我还是尽一切可能多了解他们的经历与感悟。
我在洛杉矶拜访的第一位是梁佩璐先生。他从谈吐到待人，一付彬彬有礼的君子作派。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机械工程系，1949年来美留学，1952年在休斯顿大学获热力工程学硕士学位，是位应用工程师。梁先生说来是我拜访的人中，少有的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可是许多华裔学者、科学家们都说，他比我们这些博士都强。在我们交谈中，我慢慢地领会为何他们会这样说。梁先生受雇于美国柏克德电力工程公司，从起初担任设计到当高级工程师，进行电源开发与电力施工。从起始的水力、火力发电，到后来核能发电，参与了世界上50%的核能发电厂和美国35%核能发电厂的工作。致力于热力学的应用工程工作。可是从1965年起，他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原因是公司75%工作在国外，在为他们做可行性方案时，他发现90%工程师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可是效率高是要放很多钱的，工程师要知道最佳点！这就需要经济学。他自己也不懂，于是就去上夜校。从1970年至1972年，40多岁了，还晚上学决策学和其他课程。好在美国公司鼓励员工进修，每年提供1500美元，时间上也支持，公司4点半下班，上课4点就开始，这些公司都允许。他学了决策学、运筹学、国际贸易、统计经济学。事实上美国工程学院都要上这些课，除了决策学，还有企业管理、系统工程和工程经济学等。他到过十多个国家，帮他们做可行性方案。也参与加州洛杉矶分校研究院教学，包括实际应用、电力系统和经济敏感性等课程。梁先生说，很多工程师可以写出来，却讲不出来，没有自信心。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并不值得赞扬，如谦虚、客气，真懂就要说懂。
说到中国，梁先生认为劳动积极性不行，能耗效率太低，太多浪费。工作太慢。1979年他回国看到杭州一个大牌子上写的许多指标，他做了统计，算下来要400亿美金，哪有那么多钱！自己做了几十年工作，对事物了如指掌才开口，从不敢空口说大话，每天行事都按照实际、按照经验。说起自己多年来的生活，始终6点起床，7点上班，中午45分钟吃饭，下午4: 45下班，还要带工作回家做，或者上夜校和教夜校，也要做家务。中午从没有休息。梁先生得过五次美国机械学会最佳论文奖，最近突出的两次是1980年和1982年刚刚获得的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百年纪念奖和最高荣誉奖。他拿出照片给我看，那是和到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一样盛大，必须穿上燕尾服，整个场面异常隆重。这个金质奖牌通常只发给名教授，这次发给一位应用工程师是非常的例外。作为一个华人，他感到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给华人争光。梁先生用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美国百年来经济发展和总能、电能投资之间的关系，并相应把中国的前景也做了分析。不知这些分析究竟会有多少人去听去研究。
当天下午，我又拜访了一位工程师。他叫谢正纲。他也是1950年来美留学，从中学念到大学。1957年开始在RCA公司工作。他说起那时从台湾来的留学生纷纷毕业，他们书都念得好，可是找事时，当时正热门的太空工作，不让中国人参与，多数人只好去做计算机工作。而计算机那个时候刚刚兴起，有两个中心，一个在宾州，有几个大的计算中心，另一个就是IBM。那个时候计算机不红，不过中国人还是有兴趣去做，也给了他们机会。他所在的RCA，那时的301、501、601都是中国人搞出来的，现在那些华人很多进入管理阶层，也有当副总裁的。谢先生1963年去了IBM，那里中国人也很多。美国当时60%计算机是那里生产的。1966年，谢先生工作十年后又回到学校念磁学，跟了位名教授，他让做非晶态存储器，中国科学院的林兰英也做这方面工作。念了三年后就到一个小公司工作，那里搞研究也搞生产。为很多公司做研究，那些公司给他们经费和题目，搞的就是新材料。这个小公司的经理没有念过大学，可是对计算机有很多想法，小公司顾问竟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许多哈佛大学的教授。经理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做出成绩来，尤其在太阳能方面，看不起他的人也不敢看不起他了。
谢先生提及到了中国，印象是“遍地黄金”——指的是人才。他说：“中国一个搞计算机的人问我，怎样设计可靠性？我说美国很少设计可靠性。中国的失效率比美国高十倍，原因是组织不够，他们对质量管理没有很大兴趣。我到北京一个工厂，最后测验产品失效率达5%。我问他们那些失效的产品哪里去了？他们说丢掉了，其实这是最宝贵的。我去了四个车间，三个车间的人在闲着，他们应该来检查那些失效的产品。我说的‘遍地黄金’就是指的人。中国可做原件，却过不了关，应该去检查，让技术人员去做，把质量管理当作研究工作去做。”谢先生还说起，两个东方人在一起，怎样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爱大惊小怪，中国人满不在乎。中国专业分得太细，年青人应该宽一点。1977年他到了施乐（Xerox），设计了一个工商管理的反馈系统，有信息反馈回来，就选最佳方案。工程师设计的东西对社会影响怎样、效果怎样，有了反馈系统，就容易发挥作用了。
第二天（8月1日）下午我又拜访了一位在香港念中学，到台湾念清华核子工程的王振平先生。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航空，在那里搞空气动力学，现在是位激光专家。他说在美国搞科研，一是靠政府给钱，二是靠需要。他拿美国和苏联比较。苏联起步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发明激光的三个人中，两个在苏，一个在美。苏联的那两个人现在还在做，美国的早已经不做了。但是苏联激光并不比美国强。原因是苏联缺少设备，中国也一样，这和社会制度有关。美国好的仪器都是商业产品，但是苏、中大部分人在重复做仪器和设备，一个单位做了好的不能卖，别人只好重新做。美国是如果几个人做激光做得好的话，就会离开实验室，专门去做激光，开公司，卖产品，他们占了很大便宜，别人也受益。按人口算，美国50人的实验室出的文章和苏联200—300人的实验室一样，因为苏联实验室的实际研究人员也只有50人。王先生认为中国起步很早，中间停下，现在又开始。和其他领域比较，激光还是比较先进。中国做什么都一窝蜂，美国是每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可是中国到哪个实验室做的都一样，不知是否是看上边的意思。中国应该发展应用科学，日本的基础科学并不怎么发达，但应用科学很强。
8月2日，一位航空专家殷大年下班后把我接到他家，晚饭后，我们两人谈了整个晚上。也许是因为他在美国航空部门工作，不大愿意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不过他曾经获得过美国航空总局（NASA）发给工程师最高奖励的技术发明奖（Technical Innovation Award），一定有过许多出色的工作。他1948年从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机械工程系毕业。他对政治好像比对科学技术还要关心。从如何为在美华人谋利益，到如何为中国服务。那个晚上倒是了解了不少有关美国社会、法律以及华人的许多问题。他也介绍了一些其他在这个领域的华人，如陆孝同、严绍文，史蒂文·蔡及佛兰西斯·洪等人，后者手下曾经有过上千工程师。不过对我来说，已经力不从心了，无暇再把雪球滚得更大。
8月5日，我拜见了两位重要科学家。上午在加州理工学院见到了吴耀祖先生。吴先生1924年出生，和梁佩璐先生年龄相仿。他是上海交大学生，抗战时搬迁到重庆，一直上到大四，1945年冬季迁回上海，1946年从交大航空系毕业。吴先生从爱荷华大学获得硕士，后到加州理工学院，1952年拿到博士学位。当时周培源也在那里工作。钱伟长早一些时候也在，他读博士时，钱学森还在那里。他认为幸运的是我们有个好导师冯·卡门，钱先生，郭永怀、林家翘、张捷迁都是他的学生。冯·卡门曾经说过：“Post-doctor is a gold years.”（博士后是黄金岁月）这个话杨振宁也说过。冯·卡门说，那个时段你没有经济负担——不用去找钱；没有责任负担——要教很多课。可以尽兴地和共同研究人员精心合作地从事研究工作。博士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做研究，这是第一任务。当然念书也受启发，并不亚于博士后。到博士后，已经过了最主要的阶段。求学和研究，培养应对困难的能力，直接跟脑子与脑子的交流有关，只靠书本不行，书大部分讲成功的故事，讲已经做成的事，很少的书是讲失败的经验，其实这一类书非常有价值，但是都不写，最有价值的事之一，就是讨论。博士后一般2—3年，以后留校或出去。
吴先生谈及物理学家要到新的前沿去做工作，把原来的工作留给其他人。很多古典物理就变成以后其它学科的发展。所以有人说，昨天的物理就是今日的工程。很多工程学院的人早期都是物理系的。流体力学早期就是物理学的一支，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说过：“History can make man wise.”（历史使人变得聪明）
吴先生还说，航空是流体力学为主，他在工程科学教研室。他们系的界线很清楚，研究工作由个人和集团的兴趣来决定。他认为可以把工程科学和所有纯科学联系起来，跨系来列项目，生物和工程、地质和工程，应用物理更是这样，各人着眼点不同，结果就不同。在职业上讲，有些人在美国工作是在工程系，到欧洲就是在数学系。他说道：“自然界有很多现象是人类所不及，人的飞翔至今没有超过鸟类；在显微镜下观察现象，还有更多没有了解的问题。我们学校是以教授个人兴趣为中心，作为科学研究，兴趣是第一要素。”
那天下午，我去UCLA访问了林同骅先生，他1933年毕业于交大唐山学院，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这是前面多次提及的叶企孙先生设计的航空专业，为了出国者能够真正学到更多东西，他安排这些学生先在国内有限的航空工厂见习。林先生1934年到MIT学习飞机设计制造。鉴于当时国内情况危机，他无心念博士，只读了一些设计以及工场装配等最实用的制造课程，拿了硕士学位。想到回国后可能的需要，又到三四个美国飞机工厂去实习，从设计到制造几个方面都看了，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回到中国。北京回不去了，从上海一路经南昌、长沙直到重庆。当时南昌有个意大利飞机厂，他们把工程师全撤回，工厂搬到四川一个山洞里。林先生回忆说：“我们在里面盖了一个三层楼。他们要我当顾问，那时发现，我在美国学的东西完全对头了。那一大堆材料没人懂，我都可以看懂，我很高兴，鉴定材料等工作我都知道。我定出许多规则，当时有100个工程师在我手下，还有很多中国工人，他们都很好，说加班就加班，不说什么钱不够。那就是第二飞机制造厂。我们在山洞里按照俄国飞机式样造了50架飞机，材料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当时中国有俄国顾问，我对抗战有一点点贡献。但俄式飞机不如日本飞机，后来又造了20—30架滑翔机；以后感到要基本解决问题还是得靠自己设计。”林先生还讲起第一次设计有两个发动机的飞机，竟然用的是木料，“我们砍树、弄干，处理，零件是拆那些掉下来的飞机。”1944年，他还自制了第一架运输机，当试飞时，没有多少人对这架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飞机有信心，是林同骅先生带着自己当检查员的弟弟林同骥一起登上飞机，成功地完成了最初的试飞。当飞机进行处女航时，他说：“我们提出要求政府派人来看这第一架自制飞机试飞，可是政府那时很乱，不派人来，于是我把试飞路线安排从重庆飞到成都，心想，这总能看见吧！”我原本不知道林先生背后有那么多故事，只是听他娓娓道来，从心底升起深深敬意，一个在战乱时期在美国求学的留学生，不求博士学位，只学有用的课程，还主动到各个飞机制造厂实习，学了不同的设计及制造的真本领，回来竟然在中国早期飞机制造业、在抗战对日空战中建了奇功。这真是一个留学生科学救国的生动事例，更是鲜为人知的抗战无名英雄。抗战后，林先生带领20多人来到美国学习飞机设计，由于双方政府价钱没有讲妥，他们去了英国。1949年后，由于没有了经费，多数人经香港回到大陆，林先生直接从英国返回了美国。因美国航空公司受保密限制，而进了大学教书，后来又念了一个学位，就此转入力学再也没有回到航空业了。
8月6日，我登上灰狗大巴完成我的长途汽车旅行最后一段——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在旧金山我拜会了4位学者，本来可以更多一些，遗憾的是正值暑假期间，许多人外出。在旧金山来接我的是高能所老同事严武光，他是严济慈的儿子，曾经和我在高能所同一研究室。他乡遇故人，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一早，他又开车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要拜访的是位小公司经理李从所。李先生对我讲述的是如何从研究到开发的成功过程。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公司，竟然受到美国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EXXON）的资助。这种为明天没有石油的日子做未雨绸缪的考虑并且投资，正是那些公司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上的谋略。李先生总结创业公司经验，一是要有资金，二是要有人才。他们公司的成就使他们很快变为埃克森的子公司MAFNEX。在资金足够时，就看市场和技术了。
我终于见到了久闻大名的沈元壤先生。很快我就发现，他是个极有见地的人，沉着、清醒、明快，十分令人钦佩。沈先生中学在上海南洋模范，大学在台大，再留美到斯坦福拿硕士，最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一路顺风顺水。他首先谈到研究方法，认为是否新，可看学术会议上的报告有无新的东西。做学问光有书本知识不行，自己要会思考。华人在美国只能说成绩平平，从比例来说，中国人并没有比外国人做得更好。关于人才问题，重要的是要给他机会去做工作；有了工作结果，还要有好的评审制度，认识到工作好坏之后，应有恰当的报酬。评审不能用成名的科学家，要用有矛盾的人、没有关系却有足够学问的人来公正地评审。要多征求几个人的意见。沈先生20年来，发表了120篇论文，1990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个赶上时机并抓住时机而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天见到了沈家苏，那是第一个进IBM的中国人。后来又拜访了田长霖，他当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不满40岁就担任系主任，一做就是十年，后来他担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作为第一位美国华人校长，确实为华人争光。我与他仅做了简短交谈。他强调的是工程科学的兴起，一定会遭到阻力。不论在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当然中国也不例外。怎样把工程科学很快地扶植起来，应该是个重要问题。工程科学主要包括应用物理、应用化学和应用数学。事实上，钱学森回国一直想建立一个工程研究所，遗憾这个心愿终身可望不可及。
我乘坐伯克利大学校车来到斯坦福大学，被任之恭捧为上升速度超越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名校。我最关心的是他们的胡佛图书馆。那是以研究共产主义及其相关国家的图书馆，和哈佛的燕京图书馆以古代历史、中国文学为两极。我看着宽敞讲究的图书馆，那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可望不可及的，里面却只有很少的人，怎么也不似燕京图书馆让我心动。那天晚上，高能所9位老同事加上另外一对夫妇，一共11人为我设宴告别。在远离故乡的异国，有友人盛情相待，让人感到温暖。第二天高能所老同事崔化传开车把我带入一条盘山公路，两边是伟岸的大松树，像进入原始森林，最后下山停到太平洋之滨。我望着远方，大洋彼岸是我的故乡，我的两个小儿子正在想念妈妈，他们来信说，自己做饭烧糊了，还得吃，吃完还饿。我叹口气，两年里，我们连一次电话都没有通过，家里没有电话，我也付不起越洋长途……那天我乘飞机来到了纽约。
在纽约我主要想访问的是贝尔实验室的卓以和。早在六月，我住在第一位房东斯蒂文太太家，一天她拿出当天的《纽约时报》，打开一页给我看，整版介绍的是位华裔科学家，他的名字叫“Alfred Y. Cho”，后来我访问杨振宁先生，他也提及这位贝尔实验室的卓以和。不久我就给他写信提出访问请求，他告诉我访问贝尔实验室的申请手续，我费尽心机，申请还遭来FBI的人跟踪到哈佛科学史系追问。也许贝尔实验室太出名，做的工作又是一流的，一个外国人要来采访，惊动了敏感的人。总之，我最后来到了这个位于纽约对岸神秘又诱人的实验室。我在贝尔实验室门口等了许久，卓先生才现身，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还给我不少资料，并请我吃午饭，从上午11点一直到下午4点，谈了许多。他出生在北京，大概好容易来个一口京腔的中国人，对他来说，难得听到了乡音。我提及感兴趣《纽约时报》对他的采访。他详细跟我谈及经过。由于他在分子束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报社派科学版记者来采访，他说那都是些有科学背景很厉害的人，他们从上面层层谈下来，最后才与他交谈。可是文章登出来，竟然全篇讲的就是他的工作，他很佩服那些素质很高有头脑会写作的记者，他们通过采访分析，知道这项工作是谁做出来的，是谁的贡献，几位上司的名字在文中根本没有出现。
后来我为了进一步了解基础研究而要求第二次拜访他，可是被贝尔实验室拒绝了。不过卓先生还是愿意跟我谈，他中午走出实验室，带我到附近的中餐馆边吃边谈。他说贝尔实验室的特点是，10%做基础研究，90%做发展研究，毕竟贝尔实验室是AT&T创办的，而提供资金的又是西门子公司。不过实验室每个人都是自己选题，领导不问课题能挣多少钱，只要做得好，就支持。他们实验室有个人研究植物的光合作用，公司也不干涉，因为年底每个人要拿出报告来。多年下来，他们总结贝尔实验室的经验为“3F”——资金（Funding），重点（Focus）和自由（Freedom）。即使在大萧条时，他们也坚持不懈地支持基础研究，当二次大战贝尔实验室转入军工，他们研制的波导系统和高性能电子管就为研制雷达创造了条件。贝尔实验室对圆形波导长达40年的研究和对激光与光传播系统进行了20年的稳定研究，当光通信系统时代到来时，技术已经准备就绪了。他深深感到在那里周围都是强人，而管理阶层也能认识这些发现新知识的人的价值，并为他们提供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会涌现最好及最自由的思想。聪明人在一起，互相影响，包括研究者彼此之间，以及发展与生产工程师之间，甚至和用户之间的沟通。他谈到基础研究地位时，强调公司有项特殊使命，就是提供未来事业所需的技术。这样使得公司部分人必须着眼那些能发现新原理、新过程乃至新设备的研究。他们没有短期任务压力，是做长期连续工作的人。这让我想到，中国科学院长期在基础、重大和发展三者的政策变化中摇摆。贝尔实验室所长贝克（Baker）是这样说的：“我相信人类需要和国家目标通过科学和工程的汇合，尚在初期阶段。”而贝尔实验室特别设立的“基础发展”部门，就是位于基础研究和发展研究之间。贝克所长提倡“纯发现文化”观念，那是一种管理哲学，这是一条正在探寻的新路，包含着最深刻的智慧和技艺，同时也蕴含着对人类最实用的利用价值。作为一个贝尔实验室的人，都会记住诗人列昂尼德·马丁诺夫的诗句——“你知道吗？什么是一个自由的人？那就是，对一切都要负责任！”
隔了一天，我又来到新泽西，拜访一位在埃克森公司任职的应用科学家沈平。由于他白天工作，我是约好晚上到他家，那晚我和他们夫妇谈到半夜一点。早已说好我当晚就住在他们家，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又是在自家谈话，所以他谈了很多，很从容。他1946年出生在上海，后来去了台湾，初二就到了美国，先入加州理工学院读本科，再入普林斯顿读博士。在埃克森公司做基础研究。他们研究的目标就是，一旦世界没有了石油，公司该向哪个方向发展？他们那里博士就有200多，揽括了化工、化学、物理、数学、遗传工程等专业，研究面也广阔之极，从理论物理到煤炭，从催化到应用数学。公司也有许多各类辅助人员，他们也一样有高学位，只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做研究——那是群喜欢用头撞墙的人。
我终于在8月19日，离开波士顿整整一个月后回来了。我剩下的最后40美元，在我乘坐从纽约到波士顿的灰狗大巴还没有开出站，就被一个越侨偷走了——他乘我下车从行李中拿件厚衣服时打开我的包，拿走了我的最后一点钱然后下车改坐另一辆大巴了。我无奈回到波士顿时一贫如洗，连回家的地铁票都无钱购买，用口袋最后剩下的硬币给一位访问学者打了一通公用电话，他来到波士顿帮我买了张地铁票回到哈佛广场，我再拖着沉重的托包，从哈佛广场走回我的新住所——从今天起，我将正式住进那位80高龄弗朗西斯小姐家，那栋哈佛校长Eliot大宅的侧翼。我进门让老房东吓了一跳，想必我当时一定是狼狈不堪，和一个月前穿着一袭白色旗袍，飘然而至前来面试的我，判若二人。她问我为何不叫出租车回来，拖着这么重的行李？都7点多了……我告诉她，我的最后40美元被人偷走了，我还是一个中国同事到波士顿接我坐地铁回来的呢。老太太大叫一声——My poor Shuping！（我可怜的蜀平）我笑嘻嘻地回答：“No，I’am not poor, I am rich.”我说我一点不可怜，我很富有！因为此时，我已经知道我的论文该怎么写了，我的思路出来了，这才是我的真正财富。
第二天除了到系里打个招呼（也是报告平安归来，他们一样关注我的行踪）——另一件事，就是赶紧从负责哈佛访问学者的小柯那里，先借200美元，民以食为天，饭还是要吃的。隔日花了6美元买了辆自行车，自此以后去位于哈佛广场的办公室可以骑车来往了。我回来后知道，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沉默的路》，在我的朋友刘年玲的《秋水》杂志上发表了。我很高兴以后有阵地可以刊登我的作品，这大概是紧张工作之余的一个消遣，也算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吧！
在1982年下半年及后来，我还和两位物理学家有较多的交往。他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教授，一位是郑洪，理论物理学家；一位是丁肇中，实验物理学家。两年间，我和他们见面都有十多次。不过和郑洪先生谈得最多的不是物理而是文学。他自幼和我一样，喜欢看小说。还给报纸投稿，多被退稿，偶获稿费也只能当零用钱，故又转而埋头数理。今年（2017年）5月底我们一行参加剑桥沙龙留学史研讨会的人会后拜访他，他告诉我们，他20岁来美，在美国呆了60年，在MIT呆了50年。他还提及80年代看姚蜀平的短篇小说，一席话让访问者茫然，也让我回忆起那时我写的小说确实都拿给郑洪教授看过，他总能发表一些高论，还向我推荐并送我钱钟书的《围城》及张爱玲的《半生缘》，当然最感谢他的是向我介绍了他的朋友柏杨的书。不知是否由于看了我写的小说，重新燃起他对文学的热情？我没有问过他。我知道他在90年代出过一部中文留学生长篇小说，今年的中英文长篇小说《南京不哭》轰动中美社会。当然，那两年我们除了谈文学，他也给过我不少有关了解美国科学界及科学家的忠告，以及物理学界的故事与趣闻。那些谈话让我感到他有极强的自主性。他多次提及的中国学者不要总跟着别人后面做，那样一事无成。
对丁肇中的采访，我问他的远不如他问我的多。或许因为我不是他的雇员，所以我也不必像其他人对他那般敬畏，也许正是这一点，他反倒愿意和我交谈，那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想必可以和他这般谈话的人不是很多，而他确实想知道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谈的范围极广，包括历史、社会，也谈科大和高能所。而我希望多了解一些丁先生的物理工作，他让实验室的陈敏教授和我谈。陈敏1963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物理系，次年来美就读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塞格雷（E. Segre）和张伯伦（O. Chamberlain）。1968年获博士学位，随即来到MIT，十年后获物理学终身教授。他曾经参与丁肇中先生发现J粒子的实验，被丁先生称为很特殊的人才。陈敏教授是半个哲学家，喜欢高屋建瓴地分析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善演绎，外国人好归纳。演绎往往是在一个框架里做工作，而归纳却是靠观察后提出新见解，后者有较大的创造性。他对丁先生的评价是——他最大的特点是极有组织能力，“识人善职，小心谨慎”。他识别人，并且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并能向每个人提出许多问题。“学问”本来就应该有学有问，会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本领。不仅向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提问题，也要向不如自己的人提问题。能提得出问题，而且提得恰到好处，就是能力。他把各个部分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差错都考虑到了，并且事先向你提出来。因此，我们这个组多年工作，没有出过差错，这是因为丁先生极为谨慎的缘故。他也指出，中国人的问题是不爱动手，不会动手，文人相轻。外国人彼此提携和标榜，可是中国人尽量离中国人远一些，有成就了嫉妒，没成就怕丢自己面子。
我开始整理访问记录，提笔写文章。我已经确定我的主题不再是物理学家的贡献，而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贡献。科学史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要写一篇好文章，必须具备下列几方面中起码一个方面——或许你有了崭新的观点；或许你掌握了前人没有的新资料；或许你提出来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或某种模式。我自认为我有我的新观点和新资料，可是重要的是选择切入点，我必须考虑一些禁忌，回避某些敏感区……我终于找到了——从比较不同文化价值入手！我要探讨的是从他们的成功之路来看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我分成四部分来阐述：
⑴鼓励竞争；⑵自尊和自信是成功的起点；⑶尊重“隐私权”；⑷关于“官”的不同价值观念。
随后我将写就的初稿寄给我拜访过的，或是没有来得及拜访但有联系的科学家们。我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纷至沓来的信件中，有人为我担忧，有人催我尽快发表，有人说：“你好大胆！”也有不少人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竞争”问题，议论最热烈；许多人均有评议，而且观点颇为不同。李政道先生认为：“科学研究是人类向自然界探索其规律，此中成败和一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当不一样，宜加分别，如混为一体，恐不甚妥当。”而卓以和、洪雁谋及张一飞，恰恰认为关于竞争一段是文中最好的部分。梁佩璐认为“竞争”的出发点是人种歧视，既然不易在美国管理阶层上竞争，只有采其次，靠智力和白人竞争。卞学璜认为竞争中有大量失败者，而吴家玮和杜维明却认为竞争带来了大量浪费和重复。沈平来信说：“本来对我们国家的悲观，被您的爱国热忱冲淡了不少。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正确稳定的政策，因此您所关心的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他对文中所提的“竞争”也做了更加深入的阐述。他认为那是社会“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还详尽地分析何谓多元化——那是可以从多方面看出来：⑴权力分散；⑵多方观点；⑶接受个人的多面性及复杂性。他认为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无疑是使华裔科学家能打入并出头的一个条件——多元性促进了竞争，并开创了许多机会（科技研究机会到就业机会），还有就是多元性使得华人能在科技研究上的成就不为英语的缺陷及本身为黄种人而被否定，也是文中提及的“隐私权”的根基所在。他还提出和杨振宁相类似的观点，很反感“提拔”这个字眼（杨先生是用的“人才使用”），他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知识分子不需要“提拔”的制度，当然现在的情况下，提拔仍比不提拔要好。
吴健雄来信表示论文：“意见卓越，蓄意深长，此类文章，对将来为中国科技政策建议及实施者，竭有参考借镜之用，但对于一般领导者，因见识之机会缺少，绳守古风，不敢创新，既不能了解您的苦谏到反忠言逆耳，未能窥得其秘。我想介绍这种思想的文章，是非常必需的，但要循序渐班（进），须待时间稍为成熟，比较可以有效。”
任之恭先生对该文中提及接受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价值表示异议，他认为，“对像我这些半老朽的人，心里觉得当一个美国人（或被美国化了）非常难过，我既不愿意当一个美国人（可说是‘迫上梁山’），也决不肯全面地接受美国文化的价值。”
丁先生问了两个问题：“有没有用？”和“回去怎么办!”
我仔细研究他们每个人的回函，并认真考虑后做了某些修改。1984年8月我回到中国。11月参加了在厦门召开的科学社会学研讨会。我携带这篇论文赴会。该文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后经许良英拍板，该文登载在1985年2月号《自然辩证法通讯》；几个月后，《中国青年报》对我的专访传播更广，许多报纸杂志要求作访谈或节选及重新写出要点的短文……也许我说出来一些大家心里话，也许是我把那几十位被访者的精神凝聚在一篇论文中，我知道我的横跨美国大陆之旅没有白辛苦，这项工作还需继续做下去。
30多年过去了，重新整理和翻阅这些过往的访谈以及书信，感到时光倒流，也许我应该更早把这些详细资料整理出来，也许我应该做更加专业一些的访谈？还有许许多多的也许……不过逝去了的不会重返，迟来的文稿胜于永远埋没。让我衷心感谢那些接受过我的访问的科学家们，在他们的实验室、办公室，以及家中客厅里，数个小时有时甚至谈到深夜。这些敞开胸怀与我攀谈并提出忠告的华裔科学家们，和我们一样，共同的愿望都是希望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让中国不仅是个人口大国，还是真正的科技强国。让广大科学家、科学技术工作者们，能够实现他们为国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心愿。
回忆在美国的那两年里，除了做我的自选课题外，我还认真地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特别是大量的柏杨和李敖的作品。说来也是机缘。麻省理工学院的郑洪教授是柏杨的好友，郑先生把柏杨送他的签名版《中国人史纲》转送给我。并鼓励我多看柏杨的书，燕京图书馆有足够的柏杨各类书，我复印并抄了相当部分。波士顿学院的潘毓刚教授是李敖的好友，我从他及其他人口中听到不少关于李敖的贬褒之词，后来我在燕京图书馆翻遍了当时馆藏他的六卷《李敖全集》，我同样复印并抄了部分。我没有对这两位做更深的研究，也无意对他们做任何道德评判，为只吸取那些我认为有价值的观点和言论。这些都成为1985年在科大的演讲及后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素材。
那两年我也研究了现代化问题，还特别关注中国历次留学生的书籍和文章，我曾经特地坐火车去耶鲁大学，在图书馆查阅关于留学鼻祖容闳的档案资料，从那里我知道了有位高宗鲁先生，他对容闳及留美幼童有深度研究，自此我和高宗鲁先生取得联系，知道了容闳的墓地在康州首府哈德福特市郊，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她热衷与中国学者交往，自愿开车带我去了那个墓地，瞻仰了我崇敬的容闳先生，还到哈德福特市寻找当年“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旧址，随后也拜访了高宗鲁先生。从研究留法勤工俭学开始我就对一战华工念念不忘，我从没有停止过收集和抄录、复印我看到的报章杂志以及书本上任何关于一战华工的点滴信息。我因研究科学史而感兴趣留学史，因留学史而知道一战华工，也因留学史而感兴趣现代化问题，我不停地扩大我的研究范围，燕京图书馆书架上那二十余本《红卫兵小报》更是唤醒我写文革小说的旧梦……
我的两年美国之行丰富多彩，我学到了许多，懂得了更多。访问众多华裔美籍科学家而接触到形形色色美国人和华人，让我知道了另一样的人生及不一样的见地，我写的那篇论文在国内受欢迎及其影响远超出我的预料，也许是换位思考和揭示真言之故。我在科大关于柏杨、李敖的演讲被科大研究生会（还有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其后十余所大学邀请我去演讲，有人称其是某种启蒙。我因那篇论文及科大演讲，而收到了几十封来信，有大学生、中学生及教师们，有来自基层如供销社，高层如空军政治部，有工人甚至农村大队的人，有报社，有医院，有来自北京也有来自边远地方，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传阅、传抄，有以我的一段话为素材让学生作文，有将吾文在不同群体中推荐而看反响……1987年我写了一本小书《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尽量用概括简洁的语言解释现代化的种种基本概念。那些年，我还用笔名写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短文及杂文。当30年后还有当年的大学生或研究生记得我那时的文章和演讲，让我惊讶之余也感到欣慰。
那两年的收获与思考，在30年后我的两部长篇小说《悲情大地》（关于文革）、《他从东方来》（关于一战华工）及历史著作《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中都隐约可现。这三本书都倾注了我30余年的功力。也许当你敞开心怀吸纳新鲜事物，当你为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之谜而义无反顾，当你为了一睹真情而忘我投入，你的回报一时未可见，却会在若干年后略显端倪。生命苦短，人生路遥，用有限生命去创造最亮丽的人生吧！
（本文获作者授权刊发，原文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六期）
作者简介
姚蜀平曾学物理，后研究科学史，现在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过《似水流年》（繁体版《悲情大地》）及《魂归故里》等短、中及长篇小说 。
制版编辑：黄玉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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