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头图】

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

——安德烈·纪德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本文所定义的企业家是指从事商业活动的私人资本经营者。2013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 000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2017年，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1978-1983：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社队企业的历史非常悠长，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资产归属权上具备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时还带有“强人经济”和家族世袭的特征。

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

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

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

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四人图】

上述“一庄三村”，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

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

鲁冠球——浙江，萧山万向节总厂；

沈文荣——江苏，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

步鑫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

何享健——广东，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四人图】

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乡镇企业”，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失地农民或“坏分子”家庭，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在早期，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

年广久——安徽，芜湖“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浙江，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

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鹌鹑养殖。

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

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1984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在这一年，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贸工技”模式的代表；

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工贸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

这四位企业家的早期历史，都与全球化有关。无论是联想、万科的进出口贸易，海尔的德国生产线引进，还是南德的“罐头换飞机”，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生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获益者。其中，张瑞敏的实践最具时代的先进性，海尔的质量管理模式启蒙了一代实业者。

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包括了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东北部（杭州、宁波、绍兴）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苏，无锡红豆，服装；

蒋锡培——江苏，无锡远东，电缆；

李如成——浙江，宁波雅戈尔，服装；

郑永刚——浙江，宁波杉杉，服装；

宗庆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饮料。

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与苏南模式相比，在整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辉——浙江，温州柳市正泰，低压电器；

胡成中——浙江，温州柳市德力西，低压电器；

王振滔——浙江，温州永嘉奥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开明，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有“珠江水、广东粮，北伐全中国”的说法。代表人物有：

李经纬——广东，三水健力宝，饮料；

潘宁——广东，顺德科龙，电器；

何伯权——广东，中山乐百氏，饮料；

李东生——广东，惠州TCL，电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广东，深圳华为，通信设备；

段永平——广东，中山小霸王，学习机；

王文京——北京，用友，财务软件服务。

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质量管理和商品意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极大的普及，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车间管理能手。

其二，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吃穿用”——饮料食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三大领域。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

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惯用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二是价格战。到1996年前后，他们在家电、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他们又被称为“营销狂飙派”。代表人物有：

吴炳新——山东，济南三株，保健品；

倪润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

胡志标——广东，中山爱多，VCD；

姬长孔——山东，临沂秦池，白酒。

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成为他们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代表人物有：

黄光裕——北京，国美，家电连锁；

张近东——江苏，南京苏宁，家电连锁；

袁亚非——江苏，南京宏图三胞，IT连锁；

车建新——江苏，红星美凯龙，家居连锁；

王卫——广东，深圳顺丰，快递配送；

“桐庐帮”——浙江，桐庐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快递配送。

1998-2008：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其一，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其二，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其三，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

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利润如刀片一样薄”（张瑞敏语）。与此同时，渠道商的力量爆发，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黄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制造”派：

郭台铭（台）——富士康，电子产品组装；

“义乌帮”——浙江，义乌，小商品；

“绍兴帮”——浙江，绍兴，纺织印染；

“东莞帮”——广东，东莞，服装及电子产品；

“泉州帮”——福建，泉州，运动休闲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和涉足钢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这十年里，越是激进、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除王石、沈文荣等人之外，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

许家印——广东，广州恒大，地产；

杨国强——广东，顺德碧桂园，地产；

孙宏斌——天津，顺驰、融创，地产；

梁稳根——湖南，长沙三一重工，机械装备。

这十年，同时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幅扩容和极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险家通过充满灰色气质的操作，攫取了巨额的利益，他们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时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系：

唐万新——新疆，德隆系；

魏东 ——北京，涌金系；

肖建华——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传媒产业，由于管制的存在，民营资本的成就乏善可陈。不过仍然出现了一些创业者，他们的资本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却在塑造国民的新审美趣味。

代表人物有：

王中军、王中磊——北京，华谊兄弟，电影；

邵忠——广东，深圳周末画报，杂志；

刘长乐——香港，凤凰卫视，电视。

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与之前所有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阳光创业”典范。与1984年的“企业元年”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三家新闻门户公司：

王志东——北京，新浪，新闻门户；

张朝阳——北京，搜狐，新闻门户；

丁磊——广东，广州网易，新闻门户和邮箱。

与三大门户几乎同时创业，但在影响力上稍稍落后的企业还包括后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其他一些公司。代表人物有：

马化腾——广东，深圳腾讯，即时通信；

马云——浙江，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李彦宏——北京，百度，搜索；

陈天桥——上海，盛大，网络游戏；

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上海，携程，旅游票务服务；

刘强东——北京，京东，电子商务；

周鸿祎——北京，3721，搜索。

这些创业者的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集体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商业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传化的徐冠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是私营企业家出任该职务的第一人，它被认为是企业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庆、广东和海南的工商联均由民营企业家出任主席。

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一批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经济产业的萌芽与创新，这便是风险投资家。VC、PE这两个舶来概念，在1998年进入中国，到2016年，全国已有1.2万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代表人物有：

熊晓鸽——北京，IDG中国；

沈南鹏——上海，红杉中国；

徐小平——北京，真格资本；

张磊——北京，高瓴资本。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这在世界工业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长期由外资和国有企业把持的汽车产业，出现了一批草根出身的创业者，其中李书福于2010年“以蛇吞象”，通过成功并购沃尔沃把企业送进了世界500强。

李书福——浙江，台州吉利，汽车；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汽车；

魏建军——河北，保定长城，汽车。

中国在2016年，由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参与国际并购的企业家，海尔的张瑞敏收购了三洋的白电业务，联想的杨元庆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美的集团的何享健收购了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

在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互联网+”的新潮流合二为一，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级冒险家。代表人物有：

雷军——北京，小米，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

董明珠——广东，珠海格力，空调；

贾跃亭——北京，乐视，视频网站及智能硬件。

雷军是第一个由互联网转向制造业的“降维打击者”，小米手机的速胜引起极大的思维震撼。他与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颁奖盛典上，打下10亿大赌，看看谁在五年后的营业额更高。事实是，在后来的五年里，他们各自向对方学习了更多。

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两股大的冲击波：其一，发生在消费服务市场——O2O；其二是互联网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后”为主力的创业者在消费服务市场上，实现了一次线上对线下的逆袭。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经济继新闻信息服务、商品贩售服务之后的，第三次以消费服务为主题的冲击波。代表人物有：

王兴——北京，美团点评，餐饮服务；

姚劲波——北京，58公司，分类信息；

程维——北京，滴滴，打车服务；

胡玮炜、王晓峰——上海，摩拜，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戴威——北京，ofo，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波表现得更富有戏剧性。在201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6 000多家P2P公司，鱼龙混杂，沉渣泛起，最终以e租宝事件为标志，遭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整顿。在随后，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及京东等公司，成了实际的获益者。

在资讯服务领域，曾出现数以百计的视频网站，不过最终被BAT全部控制，形成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闻手机客户端，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杀出血路：

张一鸣——北京，今日头条，手机新闻门户。

互联网在中国的二十年，始终扮演着颠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对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和消费业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腾讯和阿里巴巴联袂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家，进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学等产业，其成败得失，迄今难以言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代表了中国产业探索的另外一个方向。代表人物有：

施正荣——江苏，无锡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汉能，清洁能源；

汪韬——广东，深圳大疆，无人机；

汪建——广东，深圳华大基因，基因检测；

刘庆峰——安徽，合肥科大讯飞，语音技术。

胡润富豪榜：一条另类线索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起发布中国富豪榜，在一开始，由于财富的灰色和数据的空缺，这份榜单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一度还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时间最终宽恕和成全了他。

在19年的榜单上，先后出现了13位中国首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证明了财富的剧烈爆炸和不确定性。出现在1999年第一份榜单上的前十大富豪，到2017年，只有一位还留在前一百的名单中。

第一个首富荣毅仁的财富为80亿元，而2017年首富许家印的财富为2900亿元，增加了36倍。相比之下，美国1999年首富比尔·盖茨的资产为600亿美元，19年后他仍然蝉联首富，资产为890亿美元。

当过首富的13人，分别来自商贸（荣毅仁、荣智健）、农业（刘永行兄弟）、连锁商业（黄光裕）、制造（王传福、梁稳根、张茵）、饮料（宗庆后）、地产（王健林、杨惠妍、许家印）和互联网（丁磊、马云），从行业的速变，可以梳理出财富波动与产业经济的强关联性。

在所有的行业中，房地产和互联网最具财富增值能力。在2009年的榜单上，前十大富豪中，有8位是地产开发商，而到2017年，4位来自互联网，4位与房地产有关，其他两位来自物流和制造业。相比之下，美国十大富豪（2016年），除了巴菲特（投资）和布隆博格（媒体）之外，其余均出自互联网。

中国女性在创富方面的作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景象，有两人当过首富（其中一位是二代继承者）。在2017年的一份“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上，中国女性（含华裔）占了8席，其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

财富向金字塔尖聚集的效应也非常明显，自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亿万富豪（1亿美元资产）人数增加了6倍，首富（王健林）资产增加5倍，而同时期，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增加不到一倍。

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群体，到2017年，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647位。在“亿万富豪最多的全球城市”名单上，北京超越纽约位居第一，深圳名列第四，上海和杭州分别与伦敦和巴黎相当。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中国富豪的表现并不与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2016）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它壮观、曲折，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

【头图】

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

——安德烈·纪德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本文所定义的企业家是指从事商业活动的私人资本经营者。2013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 000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2017年，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1978-1983：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社队企业的历史非常悠长，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资产归属权上具备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时还带有“强人经济”和家族世袭的特征。

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

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

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

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四人图】

上述“一庄三村”，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

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

鲁冠球——浙江，萧山万向节总厂；

沈文荣——江苏，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

步鑫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

何享健——广东，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四人图】

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乡镇企业”，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失地农民或“坏分子”家庭，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在早期，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

年广久——安徽，芜湖“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浙江，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

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鹌鹑养殖。

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

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1984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在这一年，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贸工技”模式的代表；

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工贸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

这四位企业家的早期历史，都与全球化有关。无论是联想、万科的进出口贸易，海尔的德国生产线引进，还是南德的“罐头换飞机”，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生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获益者。其中，张瑞敏的实践最具时代的先进性，海尔的质量管理模式启蒙了一代实业者。

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包括了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东北部（杭州、宁波、绍兴）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苏，无锡红豆，服装；

蒋锡培——江苏，无锡远东，电缆；

李如成——浙江，宁波雅戈尔，服装；

郑永刚——浙江，宁波杉杉，服装；

宗庆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饮料。

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与苏南模式相比，在整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辉——浙江，温州柳市正泰，低压电器；

胡成中——浙江，温州柳市德力西，低压电器；

王振滔——浙江，温州永嘉奥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开明，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有“珠江水、广东粮，北伐全中国”的说法。代表人物有：

李经纬——广东，三水健力宝，饮料；

潘宁——广东，顺德科龙，电器；

何伯权——广东，中山乐百氏，饮料；

李东生——广东，惠州TCL，电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广东，深圳华为，通信设备；

段永平——广东，中山小霸王，学习机；

王文京——北京，用友，财务软件服务。

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质量管理和商品意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极大的普及，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车间管理能手。

其二，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吃穿用”——饮料食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三大领域。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

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惯用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二是价格战。到1996年前后，他们在家电、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他们又被称为“营销狂飙派”。代表人物有：

吴炳新——山东，济南三株，保健品；

倪润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

胡志标——广东，中山爱多，VCD；

姬长孔——山东，临沂秦池，白酒。

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成为他们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代表人物有：

黄光裕——北京，国美，家电连锁；

张近东——江苏，南京苏宁，家电连锁；

袁亚非——江苏，南京宏图三胞，IT连锁；

车建新——江苏，红星美凯龙，家居连锁；

王卫——广东，深圳顺丰，快递配送；

“桐庐帮”——浙江，桐庐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快递配送。

1998-2008：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其一，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其二，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其三，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

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利润如刀片一样薄”（张瑞敏语）。与此同时，渠道商的力量爆发，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黄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制造”派：

郭台铭（台）——富士康，电子产品组装；

“义乌帮”——浙江，义乌，小商品；

“绍兴帮”——浙江，绍兴，纺织印染；

“东莞帮”——广东，东莞，服装及电子产品；

“泉州帮”——福建，泉州，运动休闲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和涉足钢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这十年里，越是激进、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除王石、沈文荣等人之外，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

许家印——广东，广州恒大，地产；

杨国强——广东，顺德碧桂园，地产；

孙宏斌——天津，顺驰、融创，地产；

梁稳根——湖南，长沙三一重工，机械装备。

这十年，同时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幅扩容和极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险家通过充满灰色气质的操作，攫取了巨额的利益，他们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时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系：

唐万新——新疆，德隆系；

魏东 ——北京，涌金系；

肖建华——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传媒产业，由于管制的存在，民营资本的成就乏善可陈。不过仍然出现了一些创业者，他们的资本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却在塑造国民的新审美趣味。

代表人物有：

王中军、王中磊——北京，华谊兄弟，电影；

邵忠——广东，深圳周末画报，杂志；

刘长乐——香港，凤凰卫视，电视。

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与之前所有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阳光创业”典范。与1984年的“企业元年”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三家新闻门户公司：

王志东——北京，新浪，新闻门户；

张朝阳——北京，搜狐，新闻门户；

丁磊——广东，广州网易，新闻门户和邮箱。

与三大门户几乎同时创业，但在影响力上稍稍落后的企业还包括后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其他一些公司。代表人物有：

马化腾——广东，深圳腾讯，即时通信；

马云——浙江，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李彦宏——北京，百度，搜索；

陈天桥——上海，盛大，网络游戏；

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上海，携程，旅游票务服务；

刘强东——北京，京东，电子商务；

周鸿祎——北京，3721，搜索。

这些创业者的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集体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商业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传化的徐冠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是私营企业家出任该职务的第一人，它被认为是企业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庆、广东和海南的工商联均由民营企业家出任主席。

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一批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经济产业的萌芽与创新，这便是风险投资家。VC、PE这两个舶来概念，在1998年进入中国，到2016年，全国已有1.2万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代表人物有：

熊晓鸽——北京，IDG中国；

沈南鹏——上海，红杉中国；

徐小平——北京，真格资本；

张磊——北京，高瓴资本。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这在世界工业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长期由外资和国有企业把持的汽车产业，出现了一批草根出身的创业者，其中李书福于2010年“以蛇吞象”，通过成功并购沃尔沃把企业送进了世界500强。

李书福——浙江，台州吉利，汽车；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汽车；

魏建军——河北，保定长城，汽车。

中国在2016年，由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参与国际并购的企业家，海尔的张瑞敏收购了三洋的白电业务，联想的杨元庆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美的集团的何享健收购了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

在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互联网+”的新潮流合二为一，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级冒险家。代表人物有：

雷军——北京，小米，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

董明珠——广东，珠海格力，空调；

贾跃亭——北京，乐视，视频网站及智能硬件。

雷军是第一个由互联网转向制造业的“降维打击者”，小米手机的速胜引起极大的思维震撼。他与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颁奖盛典上，打下10亿大赌，看看谁在五年后的营业额更高。事实是，在后来的五年里，他们各自向对方学习了更多。

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两股大的冲击波：其一，发生在消费服务市场——O2O；其二是互联网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后”为主力的创业者在消费服务市场上，实现了一次线上对线下的逆袭。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经济继新闻信息服务、商品贩售服务之后的，第三次以消费服务为主题的冲击波。代表人物有：

王兴——北京，美团点评，餐饮服务；

姚劲波——北京，58公司，分类信息；

程维——北京，滴滴，打车服务；

胡玮炜、王晓峰——上海，摩拜，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戴威——北京，ofo，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波表现得更富有戏剧性。在201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6 000多家P2P公司，鱼龙混杂，沉渣泛起，最终以e租宝事件为标志，遭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整顿。在随后，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及京东等公司，成了实际的获益者。

在资讯服务领域，曾出现数以百计的视频网站，不过最终被BAT全部控制，形成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闻手机客户端，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杀出血路：

张一鸣——北京，今日头条，手机新闻门户。

互联网在中国的二十年，始终扮演着颠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对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和消费业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腾讯和阿里巴巴联袂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家，进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学等产业，其成败得失，迄今难以言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代表了中国产业探索的另外一个方向。代表人物有：

施正荣——江苏，无锡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汉能，清洁能源；

汪韬——广东，深圳大疆，无人机；

汪建——广东，深圳华大基因，基因检测；

刘庆峰——安徽，合肥科大讯飞，语音技术。

胡润富豪榜：一条另类线索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起发布中国富豪榜，在一开始，由于财富的灰色和数据的空缺，这份榜单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一度还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时间最终宽恕和成全了他。

在19年的榜单上，先后出现了13位中国首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证明了财富的剧烈爆炸和不确定性。出现在1999年第一份榜单上的前十大富豪，到2017年，只有一位还留在前一百的名单中。

第一个首富荣毅仁的财富为80亿元，而2017年首富许家印的财富为2900亿元，增加了36倍。相比之下，美国1999年首富比尔·盖茨的资产为600亿美元，19年后他仍然蝉联首富，资产为890亿美元。

当过首富的13人，分别来自商贸（荣毅仁、荣智健）、农业（刘永行兄弟）、连锁商业（黄光裕）、制造（王传福、梁稳根、张茵）、饮料（宗庆后）、地产（王健林、杨惠妍、许家印）和互联网（丁磊、马云），从行业的速变，可以梳理出财富波动与产业经济的强关联性。

在所有的行业中，房地产和互联网最具财富增值能力。在2009年的榜单上，前十大富豪中，有8位是地产开发商，而到2017年，4位来自互联网，4位与房地产有关，其他两位来自物流和制造业。相比之下，美国十大富豪（2016年），除了巴菲特（投资）和布隆博格（媒体）之外，其余均出自互联网。

中国女性在创富方面的作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景象，有两人当过首富（其中一位是二代继承者）。在2017年的一份“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上，中国女性（含华裔）占了8席，其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

财富向金字塔尖聚集的效应也非常明显，自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亿万富豪（1亿美元资产）人数增加了6倍，首富（王健林）资产增加5倍，而同时期，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增加不到一倍。

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群体，到2017年，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647位。在“亿万富豪最多的全球城市”名单上，北京超越纽约位居第一，深圳名列第四，上海和杭州分别与伦敦和巴黎相当。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中国富豪的表现并不与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2016）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它壮观、曲折，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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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内容精选自吴晓波新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笔记侠经授权转载自吴晓波频道。

责编 | 清野

 第1910篇深度好文：22488 字 | 20 分钟阅读

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

——安德烈·纪德

2013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 000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2017年，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

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1978-1983：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

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社队企业的历史非常悠长，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资产归属权上具备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时还带有“强人经济”和家族世袭的特征。

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

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

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

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上述“一庄三村”，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

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

鲁冠球——浙江，萧山万向节总厂；

沈文荣——江苏，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

步鑫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

何享健——广东，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乡镇企业”，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失地农民或“坏分子”家庭，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在早期，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

年广久——安徽，芜湖“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浙江，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

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鹌鹑养殖。

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

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1984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在这一年，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贸工技”模式的代表；

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工贸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

这四位企业家的早期历史，都与全球化有关。无论是联想、万科的进出口贸易，海尔的德国生产线引进，还是南德的“罐头换飞机”，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生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获益者。其中，张瑞敏的实践最具时代的先进性，海尔的质量管理模式启蒙了一代实业者。

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包括了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东北部（杭州、宁波、绍兴）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

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苏，无锡红豆，服装；

蒋锡培——江苏，无锡远东，电缆；

李如成——浙江，宁波雅戈尔，服装；

郑永刚——浙江，宁波杉杉，服装；

宗庆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饮料。

▷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与苏南模式相比，在整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辉——浙江，温州柳市正泰，低压电器；

胡成中——浙江，温州柳市德力西，低压电器；

王振滔——浙江，温州永嘉奥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开明，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有“珠江水、广东粮，北伐全中国”的说法。

代表人物有：

李经纬——广东，三水健力宝，饮料；

潘宁——广东，顺德科龙，电器；

何伯权——广东，中山乐百氏，饮料；

李东生——广东，惠州TCL，电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

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广东，深圳华为，通信设备；

段永平——广东，中山小霸王，学习机；

王文京——北京，用友，财务软件服务。

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质量管理和商品意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极大的普及，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车间管理能手。

其二，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吃穿用”——饮料食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三大领域。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

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

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

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惯用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二是价格战。到1996年前后，他们在家电、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他们又被称为“营销狂飙派”。

代表人物有：

吴炳新——山东，济南三株，保健品；

倪润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

胡志标——广东，中山爱多，VCD；

姬长孔——山东，临沂秦池，白酒。

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成为他们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

代表人物有：

黄光裕——北京，国美，家电连锁；

张近东——江苏，南京苏宁，家电连锁；

袁亚非——江苏，南京宏图三胞，IT连锁；

车建新——江苏，红星美凯龙，家居连锁；

王卫——广东，深圳顺丰，快递配送；

“桐庐帮”——浙江，桐庐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快递配送。

1998-2008：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

其一，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

其二，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

其三，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

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利润如刀片一样薄”（张瑞敏语）。

与此同时，渠道商的力量爆发，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黄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制造”派：

郭台铭（台）——富士康，电子产品组装；

“义乌帮”——浙江，义乌，小商品；

“绍兴帮”——浙江，绍兴，纺织印染；

“东莞帮”——广东，东莞，服装及电子产品；

“泉州帮”——福建，泉州，运动休闲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和涉足钢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这十年里，越是激进、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除王石、沈文荣等人之外，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

许家印——广东，广州恒大，地产；

杨国强——广东，顺德碧桂园，地产；

孙宏斌——天津，顺驰、融创，地产；

梁稳根——湖南，长沙三一重工，机械装备。

这十年，同时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幅扩容和极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险家通过充满灰色气质的操作，攫取了巨额的利益，他们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时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系：

唐万新——新疆，德隆系；

魏东 ——北京，涌金系；

肖建华——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传媒产业，由于管制的存在，民营资本的成就乏善可陈。不过仍然出现了一些创业者，他们的资本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却在塑造国民的新审美趣味。

代表人物有：

王中军、王中磊——北京，华谊兄弟，电影；

邵忠——广东，深圳周末画报，杂志；

刘长乐——香港，凤凰卫视，电视。

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与之前所有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阳光创业”典范。与1984年的“企业元年”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

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三家新闻门户公司：

王志东——北京，新浪，新闻门户；

张朝阳——北京，搜狐，新闻门户；

丁磊——广东，广州网易，新闻门户和邮箱。

与三大门户几乎同时创业，但在影响力上稍稍落后的企业还包括后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其他一些公司。

代表人物有：

马化腾——广东，深圳腾讯，即时通信；

马云——浙江，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李彦宏——北京，百度，搜索；

陈天桥——上海，盛大，网络游戏；

刘强东——北京，京东，电子商务；

周鸿祎——北京，3721，搜索。

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上海，携程，旅游票务服务；

这些创业者的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集体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商业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传化的徐冠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是私营企业家出任该职务的第一人，它被认为是企业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庆、广东和海南的工商联均由民营企业家出任主席。

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一批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经济产业的萌芽与创新，这便是风险投资家。VC、PE这两个舶来概念，在1998年进入中国，到2016年，全国已有1.2万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

代表人物有：

熊晓鸽——北京，IDG中国；

沈南鹏——上海，红杉中国；

徐小平——北京，真格资本；

张磊——北京，高瓴资本。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这在世界工业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长期由外资和国有企业把持的汽车产业，出现了一批草根出身的创业者，其中李书福于2010年“以蛇吞象”，通过成功并购沃尔沃把企业送进了世界500强。

李书福——浙江，台州吉利，汽车；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汽车；

魏建军——河北，保定长城，汽车。

中国在2016年，由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参与国际并购的企业家，海尔的张瑞敏收购了三洋的白电业务，联想的杨元庆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美的集团的何享健收购了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

在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互联网+”的新潮流合二为一，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级冒险家。

代表人物有：

雷军——北京，小米，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

董明珠——广东，珠海格力，空调；

贾跃亭——北京，乐视，视频网站及智能硬件。

雷军是第一个由互联网转向制造业的“降维打击者”，小米手机的速胜引起极大的思维震撼。他与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颁奖盛典上，打下10亿大赌，看看谁在五年后的营业额更高。事实是，在后来的五年里，他们各自向对方学习了更多。

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两股大的冲击波：

其一，发生在消费服务市场——O2O；

其二是互联网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后”为主力的创业者在消费服务市场上，实现了一次线上对线下的逆袭。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经济继新闻信息服务、商品贩售服务之后的，第三次以消费服务为主题的冲击波。

代表人物有：

王兴——北京，美团点评，餐饮服务；

姚劲波——北京，58公司，分类信息；

程维——北京，滴滴，打车服务；

胡玮炜、王晓峰——上海，摩拜，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戴威——北京，ofo，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波表现得更富有戏剧性。在201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6 000多家P2P公司，鱼龙混杂，沉渣泛起，最终以e租宝事件为标志，遭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整顿。在随后，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及京东等公司，成了实际的获益者。

在资讯服务领域，曾出现数以百计的视频网站，不过最终被BAT全部控制，形成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闻手机客户端，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杀出血路：

张一鸣——北京，今日头条，手机新闻门户。

互联网在中国的二十年，始终扮演着颠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对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和消费业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腾讯和阿里巴巴联袂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家，进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学等产业，其成败得失，迄今难以言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代表了中国产业探索的另外一个方向。

代表人物有：

施正荣——江苏，无锡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汉能，清洁能源；

汪滔——广东，深圳大疆，无人机；

汪建——广东，深圳华大基因，基因检测；

刘庆峰——安徽，合肥科大讯飞，语音技术。

胡润富豪榜：一条另类线索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起发布中国富豪榜，在一开始，由于财富的灰色和数据的空缺，这份榜单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一度还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时间最终宽恕和成全了他。

在19年的榜单上，先后出现了13位中国首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证明了财富的剧烈爆炸和不确定性。出现在1999年第一份榜单上的前十大富豪，到2017年，只有一位还留在前一百的名单中。

第一个首富荣毅仁的财富为80亿元，而2017年首富许家印的财富为2900亿元，增加了36倍。相比之下，美国1999年首富比尔·盖茨的资产为600亿美元，19年后他仍然蝉联首富，资产为890亿美元。

当过首富的13人，分别来自商贸（荣毅仁、荣智健）、农业（刘永行兄弟）、连锁商业（黄光裕）、制造（王传福、梁稳根、张茵）、饮料（宗庆后）、地产（王健林、杨惠妍、许家印）和互联网（丁磊、马云），从行业的速变，可以梳理出财富波动与产业经济的强关联性。

在所有的行业中，房地产和互联网最具财富增值能力。在2009年的榜单上，前十大富豪中，有8位是地产开发商，而到2017年，4位来自互联网，4位与房地产有关，其他两位来自物流和制造业。相比之下，美国十大富豪（2016年），除了巴菲特（投资）和布隆博格（媒体）之外，其余均出自互联网。

中国女性在创富方面的作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景象，有两人当过首富（其中一位是二代继承者）。在2017年的一份“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上，中国女性（含华裔）占了8席，其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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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向金字塔尖聚集的效应也非常明显，自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亿万富豪（1亿美元资产）人数增加了6倍，首富（王健林）资产增加5倍，而同时期，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增加不到一倍。

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群体，到2017年，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647位。在“亿万富豪最多的全球城市”名单上，北京超越纽约位居第一，深圳名列第四，上海和杭州分别与伦敦和巴黎相当。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中国富豪的表现并不与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2016）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它壮观、曲折，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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