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批判性思维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2017 年 11 月 14 日 知识分子 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

编者按

本文为2017年10月29日李培根院士在华中科技大学“创新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该中心是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屈向军的捐赠下成立的。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受聘担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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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谈谈我对批判性思维朴素的理解，因为我没有能力从学理上谈。批判性思维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首先是批判性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然后是批判性思维与理性，就我朴素的理解，批判性思维需要基于理性；第三个话题是批判性思维与存在，存在是一个哲学话题，我们需要从人的存在的高度，理解批判性思维。第四个是批判性思维与科技，尤其在启明学院，以工科学生居多。我们讲创新教育也是希望把批判性思维融入科技知识学习、创新活动中等等；最后一个话题是批判性思维与教育。以上话题都与我们相关。

批判性思维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请看他的话，“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批判性思维，包括当时对资本主义世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没有批判性思维实际上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西方学者都给予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高度评价。

法国学者德里达有一段话：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某种精神是指什么？就是指批判精神。西方学者还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并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都看到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价值。他还讲，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的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所以，我认为批判性思维是马克思的重要思维方式，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精神。有些人，包括部分领导干部，若对批判性思维还有疑虑，就请记住一句话：没有批判性思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思维与理性

理性这个概念由西方学者最先提出。亚里士多德讲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批判性思维肯定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批判性思维必定要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如果批判不讲逻辑，那批判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还需要独立自由的精神，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思维技能，实际上也彰显了某种人文精神。西方学者提倡的理性也有值得我们借鉴汲取的东西。

我们学校邓晓芒教授是著名的哲学家，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是很深的，他讲到西方理性的两大原则：一是逻各斯原则，强调逻辑的规范性；另外一个是自由意志的超越。相对而言，这两大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是有所欠缺的。其实自然科学的建立就需要逻辑的规范性，而在这方面，相对西方而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确落后了。逻辑的规范性、理性的思维就是要求逻辑严密的论证，以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为基础。我们讲科学精神，不断地怀疑和求证，这也是批判性思维。不断地怀疑和求证也要建立在严密的逻辑论证、充分的证据等基础上。

独立自由精神很重要，是“理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启蒙时代那些思想家们提倡理性，思考问题不是根据外界常规来判断一些事物，只畏惧真理，尊重科学等等。康德讲：“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以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独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里关键词是理性、自由。

讲到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审辩式思维。因为有人建议，不要用批判性思维这个词，认为用审辩式思维比较好。我听到这个之后，第一反应觉得不奇怪。因为曾几何时，批判这个词是跟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年月的“批判”可能让上了年纪的一些人记忆犹新，且心有余悸。其实，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正面的词，领袖们都善于批判性思维。我们既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担心批判性思维这个词？

当然，我也明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于是有人主张就用贴近我们传统文化的审辩式思维是不是更好呢？何必要用批判性思维这个词？审辩式思维的确跟批判性思维相近。维基百科里说：“审辩式思维是一种判断命题是否为真或者部分为真的方式，审辩式思维是学习、掌握、使用特定技能的过程。审辩式思维是一种通过理性达到合理结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包含基于原则、实践和常识之上的热情和创造。”

尽管两者有相似之处，我觉得还是用批判性思维比较好。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传统士人、知识分子虽然强调慎思、明辨，但更多的是在“适应”，强调“适应”某种现实。有人比较西方理性主义和东方理性主义的区别，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是“入世而不属世”，始终和社会保持一种张力，对现实社会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东方的知识分子是“入世而属世”，对现实世界更多的是“理性的适应”。“理性的征服”和“理性的适应”的确是有差别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自觉不自觉的更多是“理性的适应”，其实就是欠缺了某种批判精神。

这不仅是社会领域，在科技领域里也是一样。因为在科技工作中，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如何满足、适应现实的需求。虽然说满足或适应现实需求是需要的，但过分强调适应，就很难有“想象的需求”，于是就少有原始的、颠覆性的创新。所以即使是在科技领域，如果仅仅是理性的适应，还是有某种欠缺的，还是需要“理性的征服”，需要批判性思维。基于这个原因，我不主张用审辩式思维去替代批判性思维。马克斯·韦伯也讲过，儒家伦理在世人生活之道方面有非常好的东西，儒家伦理尽管包含了理性主义的因素，甚至存在理性化的进程，但最终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缺乏“进步”和“发展”。虽然我没有研究过传统文化，但是从朴素的感觉来讲，更多的从适应的角度，对于进步和发展总会有某种局限性。

批判性思维与存在

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里我主要从技术与存在的关系去说明批判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敖德嘉·加塞特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称作‘技术’的最基本的事实只是起于如下奇怪的、戏剧般的、形而上学的事件：两种完全不同的实在——人和世界——以这样一种方式共存，即二者之一（人）要在另一者（恰恰是‘世界’）中建立‘超世界’的存在。如何实现这一点的问题——类似于工程师的问题——正是‘人的生存’的主题。”

人的存在当然和世界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不可能脱离客观世界而存在。但有意思的是，人总是试图要在他所依存的客观世界中间去建立一个超世界的存在、超自然的存在。举例子来说，以前没有手机的年代，我们根本不知道需要手机这个东西，但是有人就要捣鼓出这么一个新玩意。实际上我们看看人类发展的历史，它就是不断建立超自然存在、超世界存在的历史，人类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所以海德格尔讲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以前没有汽车后来有汽车了，以前没飞机后来有飞机了。今天世界上还不存在的很多东西，未来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建立超世界存在是类似工程师的主题，也是人的生存的主题。因此，存在着居先的、前技术的创造，那是最卓越的创造，那种创造是建立在对现存世界中某些东西的超越和否定的批判性思维之基础上的。

中国现在非常强调创新，但是审视我们的创新，是有局限的，那就是——居先的、前技术的创造的欠缺，或者说原始创新太少。我们的创新多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需求，做一些改进，那样的创新叫做增量创新。现在已经有手机了，在手机上再加一点新功能，这是增量式创新；而没有手机时创造出手机来，那才是原始创新。

现在搞科研的教师，包括做创新活动的学生，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的需求，也就类似于“理性的适应”。仅仅只有适应是不够的，在科技领域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的征服”，自然需要批判性思维。进一步地考虑，如果从人的存在意义上俯视创新，更重要的是什么？人类搞创新是要更好地成为他自己，我们学生做创新活动时也要有这种意识。技术的最初使命就是在于让人有空去成为自己。有时候满足现实需求、要赚钱、要盈利，这些无可非议。但是搞技术搞创新的人若把那些当成使命，那是在一种低层次、低境界上。从人的存在的高度去看，人类是在不断建立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的过程中更好地成为他自己。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人，自身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德绍尔讲技术的本质呈现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它使我们瞥见紧闭的存在深处。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大概就在紧闭的存在深处，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在未来可能存在，技术有可能会帮助我们瞥见未来的存在。说到技术的本质，我想过人的本质。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以前我们在中学、大学里学自然课、政治课，好像使用工具、制造工具是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但是现在看来确有疑问。

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一位女科学家，她在非洲的丛林里和黑猩猩生活了几十年，专门研究黑猩猩的习性。她发现黑猩猩也可以制造工具，尽管它制造工具的能力跟人类的能力完全不能相比。但是既然能制造工具，那就说明人跟动物本质的区别就不在于制造工具，那是什么？其实想一想，就在于建立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的欲求和能力。

某种意义上有些动物很有技术，比如说非洲的蚂蚁能飞，它建的巢穴很复杂，连通风、贮藏食物都考虑到了，甚至有禁闭室，哪个蚂蚁做了不好的事情或犯了错误就被关在里头。蚂蚁聪明到这种程度，这是造物主赋予它的一种本能。但蚂蚁绝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建立超越它的存在的世界的欲望和能力，所有的动物都没有这种能力。这才是人跟动物最根本的区别。

北大教授吴国盛说：“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通过技术的方式被自我塑造出来的。”人类的文明史本身就是技术史。技术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技术是人类自我塑造的方式等等。讲人的存在意义，对人而言，生存就是使那些尚未存在的东西存在。刚才讲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都是通过技术不断使那些尚未存在的东西存在。因此，讲技术也好，创新也好，都要和人的存在意义联系起来。从人的存在的高度去俯视技术、去看创新，这是有好处的。那么回过头，要想建立某种超世界的存在、超自然的存在，需要对现实某种存在的超越、批判和否定，尤其是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往往就是对现在的存在之超越、批判和否定。

不光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包括我们的工程师，欠缺的是在时间轴上对未来的想象。大家都是关注现在的技术。大学生搞创新活动恐怕更多的也只是考虑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满足和适应现实的需求虽然也有意义，也需要人去做，但是更伟大的创新往往是什么？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紧闭的存在，就是我们现实还没有需求（虚拟的需求），只是想象的存在，现在还没看到的存在。但是根据这些做出来的创新，往往是更伟大的创新。

在这个会议之前，梁副校长跟我聊到挑战杯的打分，这里头说到权重最大的是市场需求，40分。我当时一听就跟他讲，挑战杯的打分设计有问题，它说明我们并没有鼓励那种居前的创新，即根据虚拟的需求、想象的需求而进行的创新。我们根据现实的需求，它有市场需求。一旦某个事情完全看不出市场需求，那可能得零分，那还有什么用？

有一些美国人做的事情没有现实的市场需求，如为火星移民做的事情。一帮人就是很执着去做，风风火火，百无禁忌地想，踏踏实实地干。一做七八年，也没有好的收入。这种创新现在没有市场需求，但可能孕育伟大的创新。搞创新教育的设计者也得思考思考，还是需要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与科技

在批判性思维与存在那一段中，其实也说到与科技的关系，这里再从另外的角度说说批判性思维与科技的关系。这和我们联系得很紧密，其实对科技中间的某些知识，我们经常需要一些质疑、否定和批判，包括对科学与技术中的某些结论或者知识的质疑。如，我们都知道光速不可能再超越，但是现在有科学家不相信这个，难道就真正不可超越吗？宇宙的平衡靠万有引力，有科学家就质疑，觉得仅靠万有引力不可能维系宇宙的存在。

技术方面就更多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3D打印。3D打印的发明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批判性思维应用的例子。传统制造，很多工业品的制造，都是“减材制造”。一根轴怎么加工出来的？先可能是一个圆棒，然后在车床上去车削，这个过程是材料的去除过程，材料在不断减少。一个平板上，要打一个洞、钻一个孔，也是一个材料减少的过程。所以以前很多工业品的制造多是减材过程。当然也有一些是“等材制造”，但“减材制造”用的是最多的。但是有人就琢磨着，难道只能“减材制造”，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增材制造”？这完全是对传统“减材制造”的一个颠覆，完全是一个否定，这个思维过程当然体现批判性思维。一个板上有一个孔，“增材制造”怎么做？把你所希望的东西剖成一个一个的平面，每一个截面中也有一个圆圈，然后一层一层地把材料堆积起来，那就是一个“增材制造”的过程。

“增材制造”现在为什么受到我们的关注？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新工业革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因为以前“减材制造”做不出来的东西，“增材制造”可以做出来。以前因为“减材制造”工艺限制，航空航天中一个小部件需要很多个零件或者几十个零件拼成，这对可靠性不利。现在用“增材制造”的方法做，本来是几十个零件拼起来的，现在一个零件就好。以前设计的考虑是“实现性优先”，设计一个东西如果工艺上很难做出来甚至不能做出来，那样的设计是不好的，所以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性优先”。但是现在不一样，至少在某些重要场合是“功能性优先”，即首先考虑的是功能。

至于说很多颠覆性技术，实际上意味着对某种传统技术的否定、超越。数码相机大家很熟悉，数码相机后来的普及导致柯达公司破产，真是想不到的事情。正是批判性思维促进了原创、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如果我们老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适应性地增加一点什么东西，那还不是最好的创新，尽管那也有用。

工程技术中批判性思维的应用一点也不神秘。某些技术的存在和应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工程技术中往往需要审视某些条件或环境是否有可能变化，对这种变化的审视以及导致相应的技术上的改变就是创新，这也是批判性思维在创新方面的很好的应用。如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到底对生产结构、生产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需要批判性思维的。不要脱离不开已存在的结构、方式等。

现在做一个产品可能需要重新定义行业的边界。John Deere和爱科公司（AGCO）合作，不仅将农机设备互连，更联接了灌溉、土壤和施肥系统，可随获取气候、作物价格和期货价格等信息，优化整体效益。这些都是以前做农机的公司不会考虑的。现在考虑这样的因素，恰恰因为数字化及网络技术导致的环境和条件的改变，其结果自然产生创新。这样的考虑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

再如长尾理论。大家都知道正态分布，统计一下用苹果手机的人群的年龄分布，大概呈现正态分布。30-40岁左右的人用苹果手机的可能是最多的，年龄越大或越小的使用苹果手机的人群逐步减少，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用苹果手机的大概很少。所以搞苹果手机销售的人发现，整个人群中间大概20%的人（30-40岁左右的）把80%的苹果手机都买掉了。那他当然关注买掉80%苹果手机的20%的人，这好像理所当然。现在有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他关注那个长尾，也就是属于两边的虽然占比例很大（80%的人，中老年人和小孩）但只买了20%苹果手机的那些人。结果他们就有办法硬是在处于长尾的人群身上赚到钱。

典型的如亚马逊书店，一般书店卖书肯定是卖热门书籍。他们却在处于长尾部分的冷门书籍上赚到钱，其冷门书籍销售差不多占到整个一半。这就是似乎反常规的思维模式，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这种思维之所以成功，其实还是因为条件环境的变化。关注长尾之所以能够成功，乃是因为互联网使得关注成本大大降低。所以有时候需要对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或事物有某种质疑。

事物之间有些关联是潜藏的，科学与技术中有大量的东西相互之间存在的关联是人们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对某些通常认为不存在关联的现象或事物，有时候保持某种质疑或者批判性思维可能是有意义的。好在现在有大数据分析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在一些看起来像垃圾的数据里发现潜藏着的某种关联。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某超市在数据分析中偶然发现啤酒的销售总是和尿不湿的销售呈现某种关联，超市的专家们都想象不到关联居然存在！具体什么原因不细讲，大家可以查阅。

批判性思维与教育

批判性思维理所当然地要用在教和学上。教育首先要从教育宗旨上讲，我们理解教育，到底是从工具意义上还是从人的意义上？教师有时候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被动接受知识的工具。实际上我们的教育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在课堂上我讲什么你听什么、我教什么你学什么。严格地讲这种模式中教师自己也成了教书的工具。教师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做一点批判性思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定位？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到一个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有一本书叫做《我与你》，他把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一种是“我与它”，他所主张的关系是“我与你”，不主张的关系是“我与它”。“我与它”是什么意思？当我和一个对象去建立关系的时候“我”总是以“我”的预期和目的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这便是“我与它”的关系。比如说，我和张三交朋友，但这是建立在我的预期和目的上的，这至少不是一个高境界的关系。在马丁·布伯看来，“我与它”这种关系中，它在“我”的面前沦为了“我”实现“我”自己的预期和目的的工具。甚至有时候亲人之间不自觉地也会是“我与它”的关系。

比如，母亲爱孩子是没话说的，但是未见得她跟孩子的关系就一定是“我与你”的关系，为什么？不是说她主观上不爱孩子，就是客观上她没有试图去弄懂孩子的存在，于是有时候孩子成了她表达爱的一种工具。比如说现在一些年轻的家长，逼着孩子去学这个学那个，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母亲未懂得孩子的存在，总是让孩子去实现母亲的预期和目的（巴不得小孩子什么都会），这就是“我与它”关系的表现。

如果教师和学生之间是“我与它”关系的话，可能意味着学生在教师那里成了实现教师预期和目的的工具。所以马丁·布伯谈到“教育的目的非是告诉后人存在什么或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谕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等等”。他说真正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我与你”关系的一种表现，就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当然真正的完全到“我与你”关系的境界是很难的，但是至少作为教育者，要不断追求、贴近“我与你”的关系。

对于教材，也需要我们用批判性思维思考其改革。中国的教材，都强调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学过一门课，那门课包含了在国内大概五门课的知识，当时我很吃惊。大家想，一门课包含了那么多，里面的内容肯定很浅。但我还是意识到它的优点，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虽然很多内容讲得不深，但突出了知识的节点、问题节点及其联系，其实这个很重要。我们原来的那个看起来强调知识完整性、系统性的教材，讲得太细，很容易使我们沉浸于细节之中。最后学完了，这些知识看起来很系统、很完整，反而成了碎片知识。强调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时候，看起来很浅，反而比较容易系统地把握。

一个加拿大学者西蒙斯提出关联主义，强调节点之间、信息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个非常好。怎么引导学生构建问题空间，建立问题空间、节点之间等等的相互关联，应该成为教材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课堂中也一样，老师怎么引导学生善于关联。总之，教材的改革设计需要批判性思维。

另外，要强调非正式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学习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这个人在社会中的发展。学习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什么？不是取决于正式学习能力，而是取决于非正式学习能力。既然如此，如果有一点批判性思维的话，就要反思现在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完全忽视了非正式教育，似乎非正式学习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学校及其教师要引导学生在他的大学时代就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非正式学习的习惯，这对于提高他的学习能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极有好处的。

非正式学习有很多，比如碎片知识的学习。现在很多人把碎片知识看成是负面的，一个人的知识如果完全不成系统、完全是碎片的，那的确有问题。但是既然大家的学习都有某一个专业，肯定已经是在某一个系统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之中，那么碎片知识的补充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我不懂哲学，不懂教育学，有些东西就是一些碎片知识。但是碎片知识至少对于我理解一些事情、对于我悟一些道理有很大帮助。大家从网络里可以找到大量的东西，也就是碎片知识。

非正式学习还包括所谓外源学习。与之相对的是内源学习，也就是学习者自己的学习。外源学习呢？譬如从朋友那边得到的知识。有人甚至讲“我把知识存在朋友那里”，这是一种聪明的学习方法，不是偷懒的方法。现今世界知识爆炸，我们要跟随着知识爆炸的速度，那本科阶段学十年也学不完。怎么办？我是搞机械的，机械跟信息领域的很多知识有关？某些机械或制造问题涉及到信息领域的哪些知识，我大概有个印象，但是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了解细节，于是我把涉及到的那些知识“存”在我的搞信息的朋友张三那里。还有从互联网上学习，也是非正式学习。我们教材怎么适应互联网的影响？能不能增加一些补充读物、延伸阅读的比重，其实这也是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结合。总之，非正式学习实际上也是对传统学习方式的一种批判、一种超越。

教育系统中要去中心化。互联网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假如它是一个中心化的系统，一定是不稳定的系统。正是因为分布自治，才使系统稳定。一个企业、一个结构、一个组织也如此。以前企业分层级很厉害，现在讲扁平化，也是一定程度的去中心化。学校的教育实际上也要去中心化。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改革，只要我们运用批判性思维，那么改革的空间是很大的。

还需要审视环境条件变化对教育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批判性思维的应用。有人预言未来20年70%的工作会消失。当然我不担心教师这个职业会消失，但是教师的工作内容和形式肯定有较大变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工智能未来肯定会影响到方方面面。IBM的Watson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现在Watson诊断疾病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最好的医生，更重要的是快捷迅速。未来工程师的工作也会有较大变化，尤其是常规的知识性的工作，完全可以由人工智能系统去干。但是不等于说工程师没有用，工程师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做有创意的工作，如果能够做超世界存在、超自然存在的工作就更好。既然包括工程师在内的职业都会变化，教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形式也应该有所变化，这需要我们运用批判性思维思考之。

应该引导学生“想象学习”，就是学习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既定的知识层面，现在教科书中讲的都是成熟的、经过验证的那种知识。学一点科技趋势预测、展望、想象，有些科幻看起来没什么根据，其实想象里就孕育着超自然存在、超世界存在。现在的学习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同学们自己不妨也关注一下，不一定完全在老师的框架里。

自由学习，每个学生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更好地成为自己。李克强总理谈到“双创”“极客”“创客”等，比较而言，我们的创客、极客跟美国相比还是太少，影响力也逊色很多。有一些大公司，比如说谷歌，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不是最开始就是他们做的，有的是大学或社会上的创客、极客玩到一定的程度，后来被他们收购了。

总的来讲，要让批判性思维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坚持做下去，而且很用心去做的话，不仅会对华中科技大学的人才培养、创新教育起很大的作用，相信对中国的创新教育都会有某种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