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数字社会•互联网应用与中国社会二十年

2019年1月11日，腾讯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科技向善论坛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召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在会上做了题为《数字社会•互联网应用与中国社会二十年》的演讲。他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互联网在形式、内容、关系上的发展是指数式的。由互联网呈现的社会关系，则从由平台主导，演化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共建、共治、与共享。在数字社会，我们需要刷新共识、互信与社会规则，以技术精英的自律促进人际的互信，实现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最大化。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叫邱泽奇，北京大学的一枚教书匠。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内容上，表现在从设施设备的更新到应用的社会化普及。曾经，一部拨号电话是一个家庭的奢侈品。在城市，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也就只能装一部电话，甚至还要不吃不喝。可如今，智能手机不仅成为了城乡居民随手的物件，每两三年要换一部，手机的应用也在日益地满足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需求，成为了他们的必需。

互联网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从机构互联网到社会互联网的发展，甚至个体互联网的发展。中国最早出现的是门户网站。视频短片中提到的1998年，是中国门户网站上线的年份。那时候，门户网站是机构的形象和象征，不仅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百度、腾讯有门户网站；政府机构、公司机构，如果没有一个门户网站，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没有门户网站，都算不上是一个正经的正统的机构。

可如今，“门户”的概念基本上已经消失，一些坚守“门户”概念的网站也消失了。活下来的网站，也都转型为服务入口，一个与社会衔接的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入口不只是机构有，个人也有。我们在微信上开设一个公众号，就在微信建立了一个与社会之间的接口。在微博上开设一个微博号，就在微博上建立了一个与社会的接口。在淘宝上开设一个交易帐号，就建立了进行经济交易的接口。

不仅如此，随着传感器应用的普及，万物正在走向互联，我们每一个人所思、所想、所行、所动，都已经是互联网世界都一部分，整个社会，正在形成一张覆盖每一个社会行动者的社会互联网。

由互联网呈现的社会关系，则从由平台主导，演化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共建、共治、与共享。

曾经，互联网是平台主导的网络服务，网易提供邮箱服务，新浪提供新闻服务，搜狐提供娱乐服务，腾讯提供社交服务，阿里提供交易服务；在经过多次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锋之后，如腾讯的3Q大战、阿里的围堵风波，百度的不知道什么事件，慢慢地，平台也发现了，平台的发展不能我行我素，平台的发展不得不有赖于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建设、治理，都需要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唯如此，平台才能够活下来，才能真正发展，才能蓬勃发展起来。

在实践的教训中，生态，这样一个在生物学的常识性概念，悄然地变成了互联网行业的新宠，成为了大家都要讨论的一个概念。平台终于认识到，社会也终于体会到，在一个生态体系中，在一个生态链中，任何一条链条的断裂，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生态体系的崩溃。

于是，互联网生态，开始成为我们行业的共识、社会的共识。正是这个共识，让我们享受了众多由互联网带来的福利。

在二十年的发展中，互联网在形式、内容、关系上的这些发展，并非是线性的，而是指数式的。其中的转折点就发生在移动终端的社会化应用之时。

这里有两组数据，一组来自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一组来自于工信部。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表示，2013年，中国手机上网用户的数量就已经占到了上网总用户数的80%。

工信部的数据让我们看到，在2010—2011年之间，手机上网用户数存在一个量级的跃迁。这个跃迁，正是中国互联网应用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真正标志着转折点来临的是微信的上线。微信，是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应用，是每一个用户必需的应用，可在2011年，却是一个新生事物。

从移动社交开始，人们逐步开始把互联网的应用从桌面电脑搬到手机上，互联网的个体化格局也从此开始，逐步形成。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个体应用的发展，我们看，人类积累的数据量也在呈指数曲线的增长。2011年可以被称之为移动互联网的元年，那个时候，人类生产的数据量只有几个ZB，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已经超过了30ZB。

据IDC的预估，到2025年，人天每天生产的数据量将达到175ZB。如果以50亿用户计算，这意味着，每一位用户将生产超过220GB的数据。这也难怪，最初，大家用直板手机就已经很快乐了，可如今，用智能手机，16GB不够、64GB不够、128GB才刚刚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智能手机的容量在不断地增大，苹果最新款的手机，容量已经达到了512GB。

这些在器物层面、行为层面、应用层面的变化，反映到社会层面，那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我们每一个人，从懂事开始，都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其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近万年历史中，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曾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遗憾的是，我们都不曾实践过，拥有过，一个人，自己拥有的世界。

在移动互联网普遍应用之前，家庭始终是我们的起点和归宿。在移动互联网普遍应用之前，家庭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因此也被称之为家庭社会。

有一句歌词唱的好，叫“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到春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那，还是一个家，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一个让人有归属感的家。

可现在倒好，同样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待到春节，说，一家人坐下来了，坐到了一个桌子上，吃一顿团圆饭吧。人倒是齐了，也都坐到了饭桌前，心却在自己的手机里。一屏一世界，一屏一知己。坐在团圆饭桌前的，在血缘上是一个家，在形式上还是一个家，怎么着，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每个人的社会已经取代了家庭的社会。

乡村集市曾经是人们交换货物的场所，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整个人类社会都如此。直到今天，在中国一些偏远的农村，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各种类型的“集”。

既有的研究显示，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集市都有一个通用的规律，那就是不同的村庄轮着来，今天在张集，明天在李集，同一个地方轮集的间隔通常为3-5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可是怎么轮？

很简单，一个人用脚步能够一天走一个来回的距离就是集市的范围。如果不是一个人一天能走一个来回的范围，就会附带出一些新的成本，这个集市就变成了人们负担，就没有了意义。如此，集市轮替的规律也就此出现了。这是自然形成的规律。

这就是家乡。家乡不只是是生你养你的那个小村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天能够走一个来回的地方，一个一天能够走一个来回的生活范围。

我们对家乡亲，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让我们生活在安稳之中，持之以恒。因此，曾经的社会，也可以被称之为家乡社会。

可如今，我们不步行了，手指在屏幕上一点一划，可以指向千里之外、万里之遥。从日常生活之需到个性生活之要，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中找到、获得。而所有这些服务又都以数字的形式留存和存储。我们的手指每一次划动，都意味着一个行动留下了痕迹，都意味着互联网在记录你的行为，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从家庭社会到个体社会，从家乡社会到平台社会的发展，正在汇聚的一个现象是：一家人多种社会生活。住在一个屋檐下，每个家庭成员，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视频。

是的，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视屏中的她们，仍然是一对母女，是一家人。可在社会意义上，她们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了，她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之中。

互联网不仅带来社会的变革，社会也给它的变革出了不少难题，制造了不少障碍。

一个至今还在发展中、迭代中的例子，那就是网约车之难。

网约车的困难不在于组织车辆难，也不在于组织司机难，更不在于运营系统难。平台之利在于通过连接形成规模优势、范围优势、差异化需求与满足的优势，进而形成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社会福利的总水平。

可如今，原本应该带来社会福利提升的网约车却被陷在了属地治理的罗生门之中。平台企业的负责人逢人便说，我是中国的平台企业，在中国法律管辖的范围，都应该准许我运营呀。可是地方却说，地方的交通安全归我管，平台企业必须在地方设立分公司。

我们可以想一下，要求一家平台企业在一个地级市设立分公司，这跟在当地建立一家出租车企业有什么差别？平台又能发挥什么优势？

一旦平台跨出了主权国家的范围，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知道，移动支付原本是便利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绿色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减少信用卡的印制，也可以减少钞票的印制，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绿色发展，也便于资金流动的监管。甚至，也不会影响主权国家之间的货币汇兑机制。

可是，我们的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却遭遇到了重重阻力。移动支付，只是跨出国门遭遇阻力的一个例子而已，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

而这一切又都源自于互联网的本质——连接。

互联网在形式上是人际之间的互联，可是发展到现在，我们知道正在迈向万物之间的连通、高度互联。形成的一个后果便是，万物，变成了网络中一个节点。表达节点之间关系属性的不只是有连接的边，更重要的是边的属性，我称之为关系的数字化，各种关系、最终是社会关系的数字化。

假如你在某某银行开设了一个帐户，意味着你与某个银行建立了一条边。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银行之间的帐户关系到底是什么，有着怎么样的特征。

连接、高度互联带来的本质变化是社会关系的数字化。譬如，你是某某银行的优质客户。是否优质，那是用数字写就的。这就意味着，任意数字关系的断裂，都会危及到系统的安全，也因此，社会正在变得脆弱，非常脆弱，前所未有的脆弱。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我们曾经常见的情境是：一手交钱一手买票，拿钱买票。如果在人多拥挤的车上，手中票丢了怎么办？找人证明一下，也就可以了，眼见为实。因为，现实中，我们知道有效的关系是司乘之间的双边关系。

如今可，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无法让车上的人眼见你真的买了票或你没有买票，因为没有人会不看自己的手机，一直拿眼睛盯着刷卡机；而且，一张公交卡的背后，至少有几十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而且都是数字的。任意一个数字关系的断裂，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给我们带来了机会，也给我们带来了数字红利。的确，又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痛楚。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之间，一些现象已经凸显出来，譬如规则冲突与规则缺失并存，约束失灵与约束需要并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踩一脚刹车调一个头，回到过去，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相信，没有人会答应。由互联网连接的、人与万物高度互联的社会，就像是历史的车轮，已经不可逆转。回到过去，已经没有可能了。我们能够做的是，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就像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地运用规则来保障城市化的进程，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不断地建立规则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一样，建立数字社会发展的新规则、新机制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作为起点，我们亟待做的就是刷新，刷新我们的观念，对世界的观念，对社会的观念，甚至基本价值观。

刷新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形成我们对数字社会的共识。充分地认识到，互联网社会是一个社会的生态系统，大家的命运已然连接到了一起，不一定比过去好多少，但是，如果大家不连在一起，一定只会更差。

在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刷新我们的互信。传统上，互信来自于长期的相互了解。在一个高度互联发社会，数字社会，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建立长期了解的机制，因此，传统的信任机制一定不适合于数字社会。我们需要寻找新的信任机制。

最重要的是刷新社会的规则，数字社会的规则。如果没有规则，社会永远是混乱的，数字社会是不适应于混乱，混乱将把数字社会带回人类丛林、愚昧时代。那，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言，将是一个炼狱。

如何刷新？

我们首先要理解，人类社会的秩序总是建立在规则共识基础的。没有共识的规则，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社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的社会是建立在精英共识基础之上的，即使那个时候有大众参与，也并非是直接的参与。可是数字社会，是一个高度的、万物互联的社会，是一个用数字缔结的社会关系体系，也就是说，数字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它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能够运用数字这样一个战略资源，达成许多传统社会不能达成的目标，做许多传统社会不能做的事情。

因此，也是一个特别不适合于用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进行规制的社会。

万物互联中的连接，就已经意味着参与。如果此时还要坚持精英共识，不仅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发展，反而可能会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重视大众共识，重视参与者的主体性，努力构建大众共识的机制，可能是数字社会建构秩序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如何刷新？

参与也是责任。一个多方建设的规则，需要多方共同遵守和执行，构建一个共识规则之下的治理机制，是数字社会刷新的又一个重要使命和重要任务。

在精英共识的年代，社会的治理机制可以被称之为权威管制，社会通过授权给一部分人的方式，形成了让某些机构获得权威，行使公共权利的可能。数字社会的现实是，公共权利将永远只是公共空间权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为它不可能覆盖所有的、用数字关系缔结的社会关系。在共建规则的基础之上，保障社会秩序的基石或许将有改变。

其中包括，参与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也是治理。在一个高度互联的社会，连接就是参与。让每一位参与者履行责任，参与治理，或许是构建新的、数字社会治理机制的选择之一、思路之一。

如何刷新？

规则共建、治理协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也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分配机制。

假设我们接受世界银行的概念，把由数字社会带来的超级收益称之为“数字红利”。

那么，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我们知道这些红利促成了独角兽的成长。可如今，我们也知道，全球市值排在前10的公司，依然主要是互联网公司。

不过，形势已经在发生改变。这些互联网公司，现在是否是真的独角兽，需要重新审视。如果我们说数字社会真的是一个社会生态，那么，过往的自然生态，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那就是：独角兽只会带来生态的退化。

生态退化，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乐见的事情，包括独角兽自己。如何能够促进生态繁荣，是我们必须考量的事情。我们必须刷新数字红利的分配方式。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构建一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配方式，从独角兽专享，迈向真正的生态繁荣。

其实，在技术能力远远超越社会规则约束的情况下，技术精英们还有两种选择。

第一，选择任性。今天我们见到的大多数互联网之恶都是技术精英们任性的后果，把交通工具设定为暧昧社交的场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把网约车做成了出租车。这两种后果都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也是大多数技术精英们不愿意见到的。

第二，选择自律。凡是真正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的技术，背后都肩负着对人类未来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如此，刚刚过去的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如此，科学家们之所以对贺建奎的行为千夫所指，其实，针对的并不是贺建奎本人，针对的是对人类伦理底线的抵触和违背行为。有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曾经说过，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们应该像早期的生化武器、核武器领域的专家们一样，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进行自律。他甚至倡导，要让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们签署一份自律协议书，那就是，让技术为整个人类服务，而不是满足极少数人的私利。

因此，在既有规则约束不到的地方，数字社会，亟待刷新的还有人类的自律精神。因为，自律是迈向他律的起点，也是保持人类文明的又一基石。

而让自律获得鼓励的社会机制就是互信。过去的二十年，我们的信任机制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曾经，机构互信是最主要的形式，公章是信任的重要信物。可是，在社会关系已经数字化的今天，公章已经无法覆盖所有的社会关系。那，怎么办？新的互信机制亟待刷新，这就是人际互信。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世界，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如何实现互信？看起来是技术问题，实际上，却是社会机制问题。从权威机构之间的互信到人际之间的互信，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选择。

最后，我们期待技术精英们的自律可以促进人际的互信。

在自律与互信的基础之上，让中国的互联网成功地度过从少年到青年的成年之痛，共建适应数字社会的社会规则，共同治理数字社会，实现中国数字社会的生态繁荣，实现数字红利的普惠，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最大化。

也许，这就是科技最大的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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