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记得李文星吗？

2017 年 11 月 2 日 三联生活周刊 王珊

10月23日是李文星逝世的第100天。李文星的家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按照村里的规矩，家里人应该去坟前给他烧些纸钱。和之前的头七、三七等一样，他的父母都没有出门，是李文星的妹妹李文月去的。陪着李文月的还有一个本家的姐姐，她不忍心李文月一个人。

三个月前，李文星的尸体在天津静海区一处水坑里被发现。事后，他被证明误入传销组织。最后一次与母亲视频是在5月19日下午。当时，李文星跟母亲聊了接近一个小时。两个月没有工作的他告诉母亲，一家颇为有名的软件公司给了他一个offer，岗位是java开发工程师，派他去天津滨海高新区工作一个月，而他已经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此间，李文星再次给母亲描述了未来的前景，语气中难掩兴奋。

两个月后，李文月跟随父母认领了哥哥的尸体。李文星的坟在村外的小树林里，按照村里的说法，在外冤死的人不能够进祖坟，也没有资格立碑。陪着他的是一口老井，那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不远处还有一座坟，李文月听长辈说，那也是在外枉死的。坟上的土已经斑驳、硬化，只有上面覆盖着的纸花能够让人意识到，就在几个月前，坟的主人还鲜活地存在人间。

2016年7月，李文星从东北大学毕业。他是村里第一个名牌大学生，父母很是为他骄傲。对于一个农村困顿的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并不容易。他的妹妹初二辍学打工，父亲在北京的工地上做小工，母亲则料理家里的农活。眼瞅着李文星毕业了，家里人都以为要过上“扬眉吐气”的好日子，李文星也许诺妹妹工作几年后在镇上给她买一套房子，方便她照顾父母，更好的日子也可能会来：等赚了钱，一起在德州买房子，两户要挨在一起。“我们都觉得苦日子要结束了。”

李文星

李文月面对的是更艰难的日子。丧子的打击，让李文星的父母彻底地垮了下来。父亲不再去工地上干活，母亲则整天待在家里，家里原本有十几亩农田也没人管了。李文月只好将租种的几亩地退了回去，只留下自家的七八亩地。10月收玉米的时候，她联系了收割机，一起下了地。屋子后面的一片玉米因为夏季雨水多，全部倒在了地上，收割机起不到作用。从不下地的李文月想都没想，抡起袖子就冲进了玉米地，一个一个地掰。枝叶和杆子划破她的皮肤，她几乎没有感觉。在暴晒的阳光下，李文月像一个斗士，“哥哥走了以后，我就想过，这个家我要扛下了。”

我眼前的李文月才23岁，一米五左右的个头，长得小巧、秀气，和所有爱美的女孩一样，她将眉毛画得精致，喜欢涂口红。与7月份采访时相比，她瘦了一些，黑了一些，她直耿耿地昂着脖子，我知道她不想暴露内心的脆弱。从哥哥出事到现在，很难用语言描述这个女孩到底承受了什么，她的内心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李文月在努力保持着镇定，父母垮了，她跟着村里的亲戚和邻居一起商量着办哥哥的葬礼，购置祭品、纸钱以及丧事的酒席安排，那些繁冗的村俗规制让她头大，她都一一经历了过来。即使到现在，村里人有事没事就会过来问李文星的父亲，有没有获得赔偿，或者说赔偿下来没有。每次李文月知道后，就会去找别人吵架，你们有没有眼色，这问题能问吗？

也是在这次采访的时候，我才知道，李文星的母亲原来一直不知道儿子的坟在哪里。父亲原本也不知道，是在葬礼的路上偷偷跟着过去的。李文月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哥哥去世后，她一直带着女儿住在家里，还在跟丈夫商量，能否长久地住在家里陪着父母。她，要接过哥哥的角色，照顾自己的父母。

李文月已经记不清她到底接待了多少媒体。她只记得那段时间，她的手机一天到晚都没有停过。有时候半夜一两点，她还会接到媒体的电话。几乎所有接触过李文月的媒体人都对她印象深刻，她理性、冷静、热情，很少会情绪化，也不会像一些家属一样不停地重复，她会根据你的需要详细地回忆和提供信息。

也是这种冷静，让李文月开始承担着类似于“家庭发言人”的角色，借助媒体，为哥哥讨说法。起初的时候，村里人乃至家里人都觉得她是个女娃娃，而且已经嫁人，不该也没有能力掺和这件事情。如果翻看一下关于李文星的报道，很容易发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文月从始至终就没有用过化名（其他亲戚、家人基本用化名），她也有过担心是不是传销团队会过来打击报复，但是一想到哥哥的死，她也就什么都不顾了。

有时候我会想，这个年轻女孩勇敢的应对是来自于哪里，她初二就退学打工了，及早地步入社会，但是打工的日子简单、枯燥，人与人的接触和关联并不如想象地那么多。我判断，这些可能来自于电视剧，她喜欢看电视，也会去想望一些情境和生活。就像她曾经对哥哥未来图景的编织，“他应该是西装革履，每天朝九晚五，工作的环境明亮干净，不用像父母一样面朝黄土或者到处打零工。”我还记得，在李文星后来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李文月真得给哥哥买了西裤、皮鞋、衬衫，花了500多元。

李文月跪在李文星的坟前，痛哭了起来。在家里，她要照顾父母，她告诉自己要坚强，觉得难过了也只敢半夜窝在被子里偷偷掉些眼泪。“你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不要再去找爸妈了，我知道你死得冤，我会给你讨个说法的。”她前几天刚刚做了一个梦，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她走一步磕一个头，嘴里不停地喊着“冤枉”。她的父亲则经常梦到房子塌了，每次，他都会焦灼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跟李文月说他的梦境。李文星出事的5天前，他就做过类似的梦，预感可能出事。当时他还在北京的工地上，他跟工友说，想去看看李文星。工友们说，“半大的小子，又不是女孩子，出去闯闯，有啥怕的。”他想了想，打消了念头。

很难用具体的语言去解释这种基于亲情纽带而存在的类似于心灵感应般的预知。现实是，这个曾经贫困却温馨充满希望的一家如今被残酷的现实和黑暗的梦魇所笼罩。直到现在李文星的父亲依然会呆呆地抱着手机看与儿子相关的新闻，看到有些评论，他依然会暴跳如雷，“他们怎么能这么说！”他也怨儿子，尽管警方后来通报，在2017年5月26日，李文星已经向蝶贝蕾缴纳2900元传销产品费用。他还是认为，儿子是因为不愿意跟家里人要钱才会死于非命。“我们还是觉得他太傻了，他怎么就不能跟家里开口要钱呢？”李文月告诉本刊。她也相信，哥哥是因为不配合传销组织才落了这么个结果。

前段时间，天津静海警方向李文星家属通报了案件调查情况。警方声称，李文星向传销组织交过钱后，已不在传销组织的强制控制中。后来传销组织为躲避警方打击，遣散了部分传销人员，李文星即是其中之一。在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的途中，出租车司机曾下车吃饭，回到车上后发现李文星不在车内，司机以为李文星已独自离开。两天后，李文星被发现溺亡在一水坑内。警方称，根据对涉案人员的审讯及多名证人的调查取证，结合尸检鉴定及现场勘查情况，李文星系意外落水后溺水死亡。

李文星遇难的水塘

李文月以及家人接受不了这种说法。“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不给立案，难道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吗？”家里人商量后，决定要继续讨说法。李文月主动跟她曾经接触过的媒体联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事情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李文月觉得有些难过，哥哥的事情是人命啊，难道不值得关注吗？不过她也很快调整了心态。她会主动告诉媒体她最近跟律师建立了联系，并在申请二次尸检，“到时候，你们会有很多可以写的内容。”她这么说。

然而，除了李文月外，家里人关于讨说法的决定时刻会被动摇。比如说，有的亲戚会劝他们把精力放在要赔偿上，不要再追什么说法了；如果媒体的报道被删除了，她的父亲就会觉得，是不是政府给了很大的压力，会觉得紧张。他会跟李文月吵架，有时候急了，他对对女儿吼，“你离开我家，不要管我家的事情。”这样的说辞可能是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传统意识，然而，从我的角度来理解，李文星的父亲更多地是无力吧，他没有心力，也没有精神去处理儿子的事情，毕竟“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惨重地让他喘不上气。然而让女儿来出个头，他于心不忍。

李文星的父母也是矛盾的。李文星和李文月是龙凤胎，看到李文月，他们就会想起儿子，心里会生出一些怒火。有时候母亲就会抱怨女儿，说如果不是给她带孩子，儿子有问题的时候也不会疏忽，就不会出现这个样子。有两次，装有李文星照片的相册不知道放哪去了。父亲大怒，即使旁边有外人，他也是一幅不找着照片不罢休的样子。最后李文月翻箱倒柜将东西翻了出来，父亲回了一句，“你以后别动我们家的东西。”

有一次吵得凶了，李文月跑去了德州。她住在了宾馆里。晚上手机关机了，她充上电就睡了。一觉醒来，她发现手机上都是父母的未接来电。“一个孩子没了，你要是再没了，我们怎么办？”她才知道，家里人当天晚上就打车去同学家找她，还跟同学说，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李文月。“我的很多朋友现在都躲着我。”

李文月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整觉了。她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她有很多事情要想。比如说，父母老了应该怎么办，家里的几万块钱的债务怎么还？怎么给哥哥讨说法？

李文月说，李文星的坟上长出两颗红色的草，弱弱的，村里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草，她觉得这是哥哥在传达着什么。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