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遗产的价值框架思考

2018 年 7 月 24 日 科学出版社
工业遗产最核心的问题是价值问题。关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在国际上,遗产的价值评估起源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意大利学者里格尔(Alois Reigl),他从艺术史的角度,将遗产分为年代价值、历史价值、相对艺术价值、使用价值和崭新价值。1963年,德国艺术史学者沃尔特(Walter Frodl)将遗产分为历史纪念价值(包括科技、情感、年代、象征价值)、艺术价值、使用价值。


中国对于遗产的“文化资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形成系统理论,多数是吸收借鉴国际上文化遗产的研究结果进行延伸和拓充的。近年国内学者也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旅游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四川最早的近代化兵工厂(如今的1906创意工厂)


目前,关于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研究则多以基于文化形态的研究为主而缺乏经济形态的研究。评估依据基本以文物法规为准,评价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2015年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增加了“社会文化价值”。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对于中国现有的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价值评估的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并且于2014年参照英国的体系推出了《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以上这些研究基本上属于文化形态评估的范畴。对于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国内也有专家提出,重大课题组从2012年开始连续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专家建议将经济价值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并列。这表明经济价值越来越被广泛认识,但是如何看待文化资本中的经济价值?是否能将其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简单并列?如何评价遗产固有的价值和被改造为文化产业后的价值?如何看待给社会带来效益的价值?关于工业遗产的价值框架国际宪章《下塔吉尔宪章》(2003年)并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解答。本文中笔者借鉴皮埃尔·布迪厄、戴维·思罗斯比的理论,依据国际共识、国际宪章等,结合中国的国情将纷繁工业遗产现象和价值探讨融合到一个连贯的、系统的框架之下。本文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城市近现代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研究”第三子课题“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的最新思考呈现出来,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工业遗产的固有价值

 

一、工业遗产的固有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固有价值(intrinsic value)的定义:固有价值是某种物品本身具有的价值,它具备的自然特性,对人而言十分重要。对于世界遗产而言,固有价值与“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概念息息相关。

 

关于固有价值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论述,这些论述进一步说明了固有价值的含义。


(1)1997年,俄罗斯修复科学院院长普鲁金(O. N. Prutsin)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普鲁金在《建筑与历史环境》一书中认为建筑遗产本身具有两大基本价值,即“内在的价值”和“外在的价值”。


(2)2000年,美国盖蒂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保护学教授Randall  Mason认为,固有价值是不变的、普世的、内在的和带有历史真实性的价值。 2002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heresa Satterfield引用美国哲学教授Rolston在Conserving Natural Values(1994年)书中对于固有价值的定义:固有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价值,并不因为人、社会、生物、生态的需求而改变。


(3)2003年和2011年David Throsby曾说“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有历史重要性的、有象征意义的、真实的、完整的、独特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


(4)2004年和2006年英国学者Holden认为:固有价值和工具价值、制度价值息息相关,它是文化上、智力上、情感上和精神上的一种表现,通过图像、实体、经验、表演和共同记忆等方式体现。


(5)2005年,澳大利亚艾伦咨询集团(The Allen Consulting Group)将遗产的价值分为“个人视角下的遗产价值(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社会视角下的遗产价值(社会资本)、固有价值”。固有价值的定义为:传统的绝对的内在价值,它们独立于任何公共评价,可能也与未来的社会行为、公共互动没有交集。

 

不论是何种论述,其分类中都承认遗产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固有价值的存在,固有价值关系到真实性和完整性判断和保护,因此固有价值是应该保护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工业遗产固有价值的构成包括经济学中的四种资本: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二、四种资本概念的提出

 

现代通用的“资本”一词,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提出的。之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揭示了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认为资本的本质是价值增值。由此可见,资本的本质属性是价值型、收益性和存量性。

 

经济学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资本。以下将固有价值设置为A,物质资本设置为Ap、人力资本设置为Ah、自然资本设置为An、文化资本设置为Ac

 

(1)物质资本起源于经济学诞生那天,指的是像工厂、机器、建筑物等真正物质意义上的商品存量。

 

(2)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

 

(3)自然资本是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如土地和水)及环境服务(如水循环),包括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支持和维护土地质量、空气和水质的生态系统。其所维持的巨大基因库即生物多样性。中国于1994年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以官方态度引入了自然资本的概念,此后中国又掀起研究浪潮。研究认为,在工业遗产中和土壤、水质、空气、资源相关的都是自然资本。

 

(4)和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概念不同的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上文提到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拓展了资本理论的范畴,他将资本分为三种形态,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布迪厄的理论开辟了资本理论的新天地,他将文化视为一种资本,为文化的生产、活动、产品赋予了具体的形象。继布迪厄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对文化资本的研究,戴维·思罗斯比提出了经济意义上的“文化资本”的定义,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他指出,“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活动,与此同时,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财富也许是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存在”,“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遗址、艺术品和诸如油画、雕塑及其他以私人物品形式的人工制品之中”,“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思想、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可见,这种关于“文化资本”的认识和理论,又比社会学概念的理论有所进步,而且其对于文化资本的来源、存在形式和积累的理论更能给人以启迪。他继承了布迪厄的思想,将文化遗产看作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这样比较全面地评价了作为文化资本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在戴维的《经济学与文化》第三章中提到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的讨论,但是他对社会资本是否能成为一种资本表示怀疑,因此并没有正式使用这个概念。笔者认为,事实上文化遗产中的有关人的认识过程的“遗产化”问题就是社会资本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较难讨论的问题,可以放在以后进行深入探讨。

 

因为20世纪80—90年代政府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预算减少,文化遗产管理者遇到困境;而经济学者的建议更有利于达成遗产保护。 因此,文化资本的理论被众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学者所接受和引用,包括英国政府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美国盖蒂研究所、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及公共政策咨询公司艾伦咨询集团,等等。

 

工业遗产几乎涉及了上述这四种类型的资本。物质资本属于工业遗产的固有属性,包括遗产地的全部本体,即占据的土地、厂房、仓库,附属建筑、机器、相关设备等。人力资本与工业生产密不可分,人的知识、技术和劳动在生产中创造了重要价值。在后期改造再利用中,遗产背后的再生产环节,所需的教育活动和创意等也属于人力资本,亦是遗产价值中重要的一环。2015年12月举办的“自然资本世界论坛”,定义自然资本为世界的自然资源储存,包括地质、土壤、空气、水及所有生物体系。自然资本为人们提供一系列免费的物质和服务,也就是所谓的生态系统服务。它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支持,使人类得以生存。所有这三种资本都是可以计算的。建筑和设备可以出售,土地可以出让,人力资本、矿山的资源也是可以计算的。只有文化资本十分特殊。按照戴维的理论,文化资本的定义为传统的三种经济学资本之外的另一种资本,除了可能拥有的全部经济价值外,文化资本还能体现、储存并提供文化价值。

 

如果用鸭蛋的蛋黄断面来形象说明的话,固有价值模型可以表示为图1。

  

图1  工业遗产固有价值的构成

注:整体的固有价值为A,固有价值中的物质资本为Ap、人力资本为Ah、自然资本为An、文化资本为Ac,那么A=Ap+Ah+An+Ac,笔者绘制

 

例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之称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就包括了四种资本:有厂房设备(物质资本),有工人(人力资本),也有矿山(自然资本),最近它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这也是一种文化资本。

 

三、文化资本的文化及经济价值形态

 

和其他三种资本不同,文化资本的价值是以文化价值形态和经济价值形态来体现的。首先,关于文化价值形态,戴维·思罗斯比认为,文化资本的文化价值形态的评估内容包括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精神价值(spiritual value)、社会价值(social value)、历史价值(historical value)、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真实价值(authenticity value)和地点价值(locational value)。《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都是文化形态评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文化资本的文化形态评估体现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加入了社会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形态也分级别,我们可以把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称为一级指标,在关于工业遗产的国际宪章《下塔吉尔宪章》中反映了这些一级指标。在英国,还有二级指标,英国遗产分为在册古迹(scheduling monuments)和登录建筑(listing buildings),工业遗址(industrial sites)是18种在册古迹中的一种,工业建构筑物(industrial structure)是20种登录建筑中的一种,每一种分类都有针对性的导则,工业建构筑物共八条导则。这是文化评估的二级指标。2014年重大项目课题组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起草了12条针对中国工业遗产的二级指标《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这个导则属于文化评估。

 

文化价值是前三种资本不具有的。只有遗址、建筑或者设备等成为遗产才具备文化价值。当然文化遗产也并不完全以是否有全国重点文物的牌子而界定,不是文物的遗产存在也可以具有文化价值。

 

和文化价值对应的是文化资本,它也具有经济价值的一面。关于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分类,戴维指出,其包括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遗赠价值。使用价值主要包括旅游消费、休闲游憩等可直接用经济学方法量度的价值,这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的经济学测算不同。非使用价值中的选择价值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其存在对于未来城市发展建设的一种可能性;存在价值即遗产存在本身对于社会认同的价值;遗赠价值明确了遗产的传承和教育意义,对于未来后代的价值。综上,笔者总结四种资本的价值评估如图2所示。

 

图2  工业遗产经济学评估分类要项

 

在很多文章中直接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简单并置,笔者认为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指文化资本的两个侧面,文化价值里面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因此它们不属于一个层面,不可并置(图3)。

 

图3  文化资本的文化价值形态和经济价值形态两个侧面

资料来源:参见ThrosbyD.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中文版: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同时,物质资本带来的经济价值和文化资本带来的经济价值不是同一个概念。例如,一个厂房就其物质资本而言可以用作生产车间,具有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是所有工厂都具有的。但是如果该厂房成为文物,就有参观者慕名而来而发生使用价值,还有非使用价值(包括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遗赠价值),从而产生因为文化资本带来的经济价值,这个部分和作为物质资本带来的经济价值计算方法不同。如果计算该厂房的经济价值就要把所有资本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叠加。

 

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或企业喜欢改造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厂房,就是因为这些较新的厂房的物质资本的经济价值较高,改造时不用投资很多就可以使用。深圳的华侨城创意园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厂房,几乎不用太多更新。如果从物质资本角度评估历史久远的厂房,其经济价值几乎为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历史久远的厂房大量被拆除。但是文化价值的第一条就是历史价值,往往历史越久远,作为文化资本的价值有可能就越高。

 

文化资本的经济学测算是间接的,戴维·思罗斯比在《经济学与文化》中说明了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特征,他举例说明金字塔有使用价值,比如吸引众多的旅游者,通过旅游收入可以考察经济价值,另外非使用价值可以用条件支付法假设市场来计算。这个部分的经济价值是由文化遗产引起的,和物质资本的经济价值不同。和金字塔这样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相比较,工业遗产最初是因为需要使用而建设的,所以其作为物质资本的经济价值不能忽视。

 

这里,笔者可以以天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为工业遗产的例子。该船坞始建于1880年,其中的轮机车间保留了中国目前较为罕见的20米跨度的木屋架,早期天津常用灰砖墙,采用英式砌法。该船坞当时的功能是修船、造船、制造军火。现在除了甲坞,其他船坞和修船船台均被填埋,轮机车间废弃,门窗破烂不堪,其作为物质资本的经济价值可想而知。但是在中国土地是十分特殊的,随着房地产的发展全国土地的价值却不断飙升,工业用地从不能转变用地性质到有可能转变为商业用地,于是自2008年以来,不断有各种因素从周边挤压遗产范围,使得遗产不断受到威胁。2013年天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为遗产保护加了一道防护墙。按照戴维·思罗斯比的理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可以作为旅游之地建成博物馆,吸引人们前来参观,并且产生服务流,从而在这些活动中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也可以获得非使用价值,即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遗赠价值,这是该文物的潜在价值。

 

目前,中国很多工业遗产被拆除的原因是只进行了其物质资本的经济评估。土地出让是第一位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不存在土地出让,但是之后土地出让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土地所表现的经济价值和在土地之上的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差距悬殊,这也是导致工业遗产难以保留的重要原因。此外现行的做法更忽视了文化价值评估。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的理解是需要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表现得似乎难以等待。

 

特别要说明的是,上述四种资本因为起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家,所以内容上有重叠的部分。而笔者认为工业遗产可以同时包括几个方面的资本价值,只是四种资本纳入同一个体系的时候,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将各资本可能属于文化资本的部分归纳到文化资本中。例如,可能属于人力资本的传统工匠技术可以被列入文化资本中。



本文摘自武力主编《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徐苏斌、青木信夫所作《中国工业遗产的价值框架思考》一文,内容有删节。


武力 主编

ISBN 9787030573094

 

(本期编辑: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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