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偷拍恐惧下的女性：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

女性更担心被偷拍

6月15日，一对情侣在入住郑州某酒店后发现房间内的五孔插座里有针孔摄像头；6月17日，一女士在深圳某商场试衣间内发现了被伪装成纽扣的针孔摄像头；6月20日，佛山一男子在出租屋卫生间换气扇内发现针孔摄像头。

在接连爆出了多起偷拍案件后，不同版本的防偷拍指南在网上流传开来：口香糖、钢笔、沐浴乳、电视机、路由器、遥控器等各种常见物件都可能成为针孔摄像头的藏身之处；在酒店、民宿、公共浴室及洗手间这些场所要格外小心……浏览了防偷拍指南后，很多人并没有感到放心，在惊叹于偷拍设备已如此先进的同时，人们开始对自己过往的外出经历感到不安——当时我也进行了检查，可我真的查得足够仔细么？每一个插座孔，每一个螺丝钉、每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我都排查到位了么？

 自动扶梯是一个偷拍的高发地段

在郑州酒店发现偷拍设备的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女朋友，“毕竟是一个女孩，如果泄露出去对她以后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可能是很久很久的影响。”

这种泄露指的应该是现已存在的偷拍黑色产业链。在《人民日报》一篇名为《斩断偷拍的黑色利益链》的时评中有这样一段，“今年3月，公安部通报‘净网2018’专项行动十大案例，其中就有一起偷拍案件：不法分子将改造过的智能摄像头安装在宾馆吊灯、空调等隐蔽处，通过手机软件收看、管理回传画面，再由账号代理吸引网民购买观看账号。偷拍视频数量之多、受害人群之广，令人触目惊心。”

不论男女，每一个遭到偷拍的人被侵犯了隐私，但从某种程度讲，偷拍对于女性的伤害可能更大。长久以来我国文化中对于性的讳莫如深以及社会加于女性身上的性耻感会在私密视频泄露后给女性造成更大的心理和舆论压力，网络上的围观，陌生人的羞辱，熟人的指责和调侃，这些都会对本是受害者的女性构成又一重伤害。

韩国的色情偷拍流行病

对于韩国高发的偷拍事件，你或许早有耳闻。随着网络的愈发便利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韩国近90％的成年人拥有手机，93％的人可以访问互联网），偷拍事件在韩国日渐成风。据统计，韩国的偷拍犯罪事件从2010年的1110余起飙升至了2018年的6500余起。

2018年BBC一篇名为《韩国的色情偷拍流行病》的文章给出了另一组数据，“韩国警方每年接到的超过6000起的偷拍案件中，80％的受害者是女性。”这还只是台面上的统计，有多少被偷拍的女性迫于压力，最终选择息事宁人而没有报警，我们不得而知。

最近的一部韩国电影《女警》就围绕着偷拍案件展开。一位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姑娘犹豫不安地走进了警署信访室，刚说了“报案”两个字，就被突然闯入的几位男生打断了她与女警的对话，年轻姑娘只留下手机，便在惊恐中跑了出去，女警意识到事情诡异，拿起手机追了出去，结果目睹了年轻姑娘站在马路中央自杀的一幕。通过解锁年轻姑娘留下的手机以及多方调查，警方发现在某色情网站上挂着年轻姑娘被迷奸的视频，一旦达到3万点赞量，视频就会被公开。

罗美兰饰演的女警决定不顾一切，哪怕违反警署规定也要抓到那帮坏人，她说，“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么？因为那些学生可怜么？还是同样身为女性觉得心痛？女人说是自己的错，是因为自己疏忽才会发生这种事，这种想法本身就让我火大让我生气。不过是偶然被坏人算计了，被偷拍，被下药，那为什么是她们自己的错呢？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警察就是为了抓住那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才存在的。

《女警》剧照

罗美兰在电影中这段义愤填膺的话对应的其实是现实中韩国女性在被偷拍后遭遇的精神重创和维权困难。BBC的报道中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韩国女性在餐馆抓到了偷拍自己裙底的男人，随后她选择了报警，在报警过程中她和影片中的年轻姑娘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一直在想，其他人会怎么想？警察会不会觉得我的衣服太暴露了？或者是我看起来很廉价？”

“在警局时我感到非常孤独。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在看着我，好像我是一块肉或一个性对象。我感到恐惧。”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害怕受到指责。我担心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周围的人会以那些偷拍者的眼光来看待我。”

法律没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结果，这个偷拍她的男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根据韩国法律，偷拍者将面临长达五年的监禁或最高9000美元的罚款。但就像《独立报》2018的一篇报道所展示的，根据过去五年韩国警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韩国只有5.3％的偷拍最终被起诉。BBC报道也指出，2017年被举报的6465起偷拍案件中，有5437人被拘留，但其中只有119人入狱。这只是被捕者的2％。

愈发猖狂的偷拍案件和令人不满的惩戒措施最终让韩国女性选择走上街头抗议。从去年5月开始，数万名韩国女性进行了多次示威游行，现在流传甚广的几句话，如“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拍摄的人、上传的人、观看视频的人、冷漠旁观的人都是罪犯！”、“我们必须确保违法者受到的惩罚比他们造成的伤害更大”，都是那时韩国女性打出的游行标语。

“我没什么可道歉的”

韩国的偷拍频发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参照。

6月的几起偷拍案件最终都是按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处理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在警方通报偷拍案处理结果的微博评论区，大量网友对这“最多10天500块钱”的处罚表示不满。这种轻飘飘的处罚起不到对潜在犯罪者的震慑，反倒容易成为某种吸引别有用心者加入偷拍黑产的广告。

在网上可以轻易买到针孔摄像头也是让偷拍泛滥的一个原因。而对于偷拍器材生产、销售的管控也只有执法机构才能做到。当立法部门、执法机构弥补了法律在偷拍、偷窥上的漏洞之后，再提醒个人注意防范，提高安全意识才比较可行。

打火机底部的摄像头

2014年，好莱坞爆出了一起艳照事件，黑客窃取了多位女星存于iCloud中的私照，并公之于众，这其中就有刚刚成为奥斯卡影后的詹妮弗-劳伦斯。在事发一个多月后，她公开表态，“这不是性丑闻，而是性犯罪，我本要写封道歉信，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需要道歉的。”

即便法律更健全，监管更严格，也不能完全保证人们的隐私不受侵害，也不能完全杜绝女性遭到“色情报复”或是“数码性犯罪”的可能，但我们可以积极地去营造一个更开明的社会氛围，不再指责受害者不够小心，不再让女性对性和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让她们在遭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掷地有声的说一句，“我没什么好道歉的。”

我们会有这一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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