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听的边笑边哭（上）｜推荐
撰文｜蓝艺（《凤凰周刊》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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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脑和手机的时间久了，眼睛就容易干涩、疲惫。有时难免想：能否找些好听的节目，一边做家务一边听，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听和遴选，还真让我在优酷上找到两个好节目——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音乐节目《听说》。
《一千零一夜》：夜空里的星辰
我之所以喜欢听《一千零一夜》，首先是因为我觉得主讲人梁文道态度好，实诚，说起话来不扮大师装神弄鬼，也不热衷表演字正腔圆，更不口若悬河废话连篇。他是质朴的，老实的，提供的“食粮”不仅没毒，而且“足斤足两”，这就是一等一的可贵了。
当下是一个“先生”凤毛麟角、“大师”却满天飞的时代，随便一抬眼就能看见几个“大师”，嘴里各种珠玑，兜里各种包袱，抢先机、抖机灵，杂耍似的。而梁文道很少凑这种热闹，他就喜欢读书，好像微博微信都不玩，因为没有时间。他也很少对刚刚发生的新闻急于发声、提供意见，因为他觉得很多事都需要时间才能看清楚——而这，本是读书人最基本的态度。
其次，梁文道的阅读面相当博杂，兴趣与我大不相同。因此，他介绍的书我很多都没看过。比如，我第一次听梁文道说书就是从《美术 神话与祭祀》开始的。在此之前，我对考古学家张光直一无所知。这本小书是张光直在哈佛大学向西方学生介绍中国文明的讲稿合集，重点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回答了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家庭、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历史的两个问题。梁文道带我们跟着张光直，一直追溯到上古的夏商周时期，追溯到祭祀、巫师、绝天地通、族与宗的渊源、以及所受萨满教的影响，从而让人们了解到“中国文明一开始不是靠经济而是靠政治发展起来的，而政治的核心就是祭祀……”这两期节目有丰富的知识点，如果不是偶然听书，而是去书店或图书馆翻书的话，这么冷门的好书绝难跃入我的视野。
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介绍的书都是经典，犹如夜空里的星辰，让黑暗世界的人看见光芒。
学术传统之差异拉开中西方教育的距离
有一期节目，梁文道介绍了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的书《学术与政治》——听名字似乎没什么意思，但内容很棒，如被梁文道拣选出来的这篇《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就让人耳目一新。
韦伯是一代宗师，学术影响力远不止社会学，还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是韦伯最著名的两篇演讲。所谓志业，意思是你受到一种召唤（比如基督教神职人员受到上帝的命令或召唤），让你为了某种理想而将整个生命的意义都寄托于此，无论遭遇多少种不遂人意的状况，都矢志不渝坚持去做、甚至不惜献身的工作。
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等于是韦伯给学者确认了追求。这篇演讲是他1917年所作，面对的听众是德国的大学生。当时的德国刚经历一战战败，很多青年带着左倾的激进、带着对文明的怀疑和对国家前途的迷茫，四处寻求答案。这个时候，韦伯站了出来，“以冷静甚至抵触的姿态”，没有直接回应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提出了另外的问题：“学术这条道路为什么值得走？你们真的想当知识分子吗？”韦伯指出，学者只有专心致志投入学术研究之中，才有人格可言——“此处之人格，与平常所谓人格魅力的人格是有区别的，是指当一个人已投向某个目标、取定了某个价值为基础的前提下，其日常生活行为非常稳定地、恒久地，依循着他所选取的价值和目标前进。这样的人，才有人格”。
而关于学术的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路？梁文道选取演讲里的一段话来读：
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受制于同样的情况，但是，学术工作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于这种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
这段话的含义很是让人感动，是不是？
梁文道却说，“这种说法不一定是普世价值”。他举了个例子，在中国，人们经常会看到纪念文集，如某某某教授文集。这类书里面，通常是他的门生或同行写些文章，讲讲老师的学术成就，分析其著作，赞扬夸奖一番，泰山北斗、后人不可超越之类，然后汇集成册。而西方也有类似的文集，但里面的文章即便是他的学生写的，也是个个都要批评老师一下，这里我不同意，那里怎样怎样……结合上面这段话，就能深刻理解西方学术体系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老师的本分就是要教出超越自己的弟子，而弟子的本分就是要超越老师”，“学生和老师干的是同一个事业”，都投身于拓展人类知识，是一项比个人得失要伟大得多的志业。
——做学问要有人格，既要追求超越前人，也要追求被后人超越，直面过时。
韦伯的这篇演讲，至今刚好100年。看看中国学界、教育界当今种种乱象，就知道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落后西方这么多了——不必将一切不好的恶果都归结于体制，还可以从学者的学术人格、学术目标和整个学界学术传统的建立方面反思。
“英雄”到底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期节目，梁文道介绍了德国大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和他的作品《伽利略传》，也很好听，戏里戏外都是“戏”。
伽利略是450多年前意大利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自然科学方面贡献卓著，霍金认为“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爱因斯坦也称他为“现代科学之父”。
布莱希特写《伽利略传》，不是贯穿一生、科学英雄的角度来写，而是选取伽利略人生的最后30年落笔。这30年发生了什么呢？伽利略前往佛罗伦萨前，他所在的帕多瓦大学的校监劝他不要去——那里听罗马教廷指挥，你去传播日心说，会有风险的；我们人民老百姓为什么需要知道天体运行规律、自由落体定律呢？他们只需要知道下跪的定律，什么时候下跪、该向谁跪、怎么跪得巧妙就够了。
但是，伽利略还是信心满满地去了，他相信科学和真理迟早要获胜，因为那是事实。
他果然遭到教会迫害。
为什么迫害？
这是我一直好奇的部分，我始终没有搞懂地球绕着太阳转就要遭到教会判罚火刑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原来，中世纪欧洲宗教神学一直把地心说当成他们的神学基础，认为上帝造人是上帝创造世界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人所在的地球因此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宇宙的中心，就跟人世间万事万物都要围绕着教皇转一样，这是一种神奇的隐喻。日心说看似只是一个科学发现，但对教会却是致命的，因为它击中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即当时一整套政治制度跟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若地球都不过是绕着太阳转的小石头，那你又凭什么统治我、剥削我？教会和民间都对“打破既有社会秩序”的结果心怀恐惧。
挑战权威会让人变成悲剧英雄。但伽利略放弃承担英雄的角色。
迫害伽利略的这部分，是这出剧最好看的地方。观众不仅仅能够看到一个科学权威怎样被政治权威压垮的故事，还能看到那些压迫人的权威——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是怎样成为权威的。剧中刚刚当选的教宗跟伽利略是老朋友，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伽利略本来以为他当了教宗会对自己学说的推广有利，但没想到，尽管教宗是很好的人、开明的学者，知道伽利略是对的，也很反对刑讯伽利略，可是，当他穿上法衣即将上庭裁决伽利略的罪行时，他已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他的态度和立场旋即就变了。
教宗告诉审判官，不要对伽利略用刑，顶多把刑具拿给他看就行了。审判官说，这就足够了，刑具的威力伽利略先生是懂得的。面对刑具，伽利略果然是懂得的，他认输了，屈服了。这让一直敬爱他的学生安德烈亚不齿——老师，你背叛了科学；你天天给我们讲理性，结果你出卖了理性……
伽利略在懊悔和屈辱中度过余生，晚景凄惨。期间，他还可以做科研，但他写的每一页笔记，都要交给教会派到他家监视他的神父或教士审阅，他的科研成果都只能交给学生安德烈亚偷偷带出国。布莱希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纳粹猖獗的时候，离开德国，辗转到了美国。当他看到原子弹在二战的表现后，忽然悟到科学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和纯洁，当科学掌握在少数科学家手上，而他们又光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不理睬民众的实际需要，不符合社会道德的话，那么，科学也可以变成可怕的武器。因此，布莱希特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对伽利略的谴责——晚年伽利略对学生这样忏悔：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知识不能够只是为知识而知识，我当年是出卖了我的灵魂，我因此而后悔。但是，悔的并不是我出卖了科学知识上的良知，硬把我原来明明知道是对的说成是异端邪说——不，不是的。我后悔的是当初我差一点有机会把日心说传播给所有老百姓，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反抗的力量跟资本，去对抗权贵及压迫底层的社会制度。但当时，我失落了这个机会，没有坚持到底。
布莱希特觉得伽利略是一个出卖了良心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有真知灼见和有道德勇气的科学家，不应该向任何权威屈服。
在这出剧里，有两句台词极其明亮，足以划过历史的长空——安德烈亚说：“你本来可以是个英雄，但你没有去做；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而伽利略则说：“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诚然，如果民众不知道为自己的生存权利和生活质量而抗争，只一味寄托英雄降临以拯救自己脱离苦海，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不幸。
1947年9月，美国进入冷战时代。一个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的组织，开始清查共产主义者和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委员会在好莱坞找了四十多位名人做证人，要求这些人向委员会的议员们证明自己或他人是否与共产主义思想有关联，其中就有布莱希特。对布莱希特的指控是，“书写一系列非常革命主义的诗歌、戏剧及其他写作”。当时，有19人联署声明，声称捍卫宪法赋予的权利，决不出庭作证，布莱希特也签了名。后来有11人被带去问询，却只有布莱希特回答了议员的问话。梁文道对此感到可惜，说布莱希特跟政府“合作了，屈服了”，“像他笔下的伽利略一样，很多人因此瞧他不起”。
这实在让人唏嘘。
我很好奇布莱希特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挣扎，为此请人帮忙到哥伦比亚大学网上图书馆搜了相关文章，HUAC的历史，布莱希特写给友人的信件以及他回答问询时的部分现场录像，进行查看。我倒没觉得他是“屈服”了。布莱希特是11个证人里面唯一的外国人，没有底气像美国公民那般强硬，他也早就做好了回德国的计划，因此，他听从了6个律师的建议，回答问题顺利走人——并且，他的回答很精彩，不时让人看到提问者的愚蠢。布莱希特在作证后的次日，即离开美国，辗转回到东德。
当年的HUAC和其后同类思维的麦卡锡主义，让人看到中世纪教廷般的历史荒谬——权力的反动往往体现在随意指责民众的反动。
话剧《伽利略传》1979年3月31日在北京上演过，黄佐临导演，是文革后中国排的第一部外国戏剧。据说那天坐在黄佐临身边的华罗庚一边看一边哭，几乎泣不成声。很多科学工作者也都一边看一边哭。
为什么哭？
梁文道说，是在哭伽利略，借着哭伽利略哭自己被耽搁的人生。我猜，可能也在哭知识分子的生不逢时、软弱与臣服后的屈辱。
《一千零一夜》这个节目，算得上是“有人格”有良心的。至少让我看到，即使世道艰难，也依然有很多读书人在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尽着他们的本分，这多么可敬。
《一千零一夜》的好，还在于梁文道在节目中书介多于书评。他并不太热衷于告诉你他怎么看这本书、他都得出哪些结论、领悟出哪些道理。对，他不太提供个人意见，更多的只是告诉你书里写了什么，这也是这个节目可爱的地方——就只是尽可能多地提供原材料，至于你与大师擦肩而过时看到什么、撷取什么不关别人事儿，与他人无关。就凭这一点，就甩了很多阅读节目和谈话节目一圈，不是小圈儿，是北京六环那么大的圈儿。对于主讲人来说，他的品位和价值判断，在他选取播放内容的时候就已经带着个人烙印了。如果在介绍作品的时候还一次次说理、教化、抖机灵，对听众来说，就是“给予性剥夺”——用给予信息的名义剥夺他人的时间和判断。像梁文道这样，用质朴的方式提供实实在在的内容，比什么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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